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这也是延安》

滔滔延河水，巍巍宝塔山；白羊肚毛巾红腰带，铿锵秧歌扭起来；大生产南泥湾，还有王贵李香香；“正月里来是新春，猪呀牛呀拜个年”；……这些碎片在我脑海里拼凑出了一个叫做“延安”的地方。

延安，被称之为革命圣地，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像一块熠熠闪亮的宝石，吸引着无数青年人，冒着生命危险突破国民党设的藩篱，来到宝塔山下，延水河边。他们热情地唱道：“你是真理的标志，是光明的象征”。最近读了朱鸿召教授的《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这本书用知识考古学的方式，描述了延安生活中的历史真实，读来很有趣，它题材新颖，资料丰富，文情并茂，既是大众话题，又是学术研究，的确如封面上写的，“展示一个你不知道的延安”。

与“国统区”的腐败、污浊、专制相比，延安的确是民主的、自由的、进步的、抗日的理想社会，洋溢着蓬勃的革命朝气，令人神往。可它毕竟地处人间，而非天堂，所以也有非常世俗的一面。比如，延安曾经风行跳交际舞，每当周末和节假日的晚上，中央大礼堂、鲁艺大礼堂、八路军总部大礼堂几乎都有交谊舞会，***等领导人也经常光顾舞场。在这里，不少由于战争而耽误了青春的高级将领解决了婚姻问题。可是它却触犯了革命女将的安全感，***回忆说“我那贵妇人贺子珍就对跳舞不喜欢，她尤其对我跳舞这件事很讨厌……”当时史沫特莱的女翻译，叫吴光伟，年轻漂亮，长发披肩，气质高雅，会写诗，会演戏，因工作关系与***很接近。一天，毛与吴正在史沫特莱的窑洞里面对面谈话，贺子珍一腔怒火冲进去，向毛发火，又把手指划到吴的耳朵和脸颊上。吴也不买账，很厉害地吵开了。史沫特莱劝架，毛既扫兴又尴尬，赶紧把妻子拉回家。事后，吴毫不客气向有关方面反映贺子珍打人；康克清等女英雄极力支持贺。最后，吴和史沫特莱先后被“礼送”出延安；稍后，贺也经西安赴苏联，给江青腾出了位置。我乱想，如果当年延安不风行交谊舞，或者虽然风行，毛先生却不感兴趣，贺子珍就不会怒走他国，自然就没有江青日后的显赫，按照“红颜祸水”的逻辑，中国的历史会不会有点两样呢？无从揣测；不过这种夫妻间扯不完的“官司”，的确让我们看到了伟大领袖更人性化的一面，看到了延安那么神圣的地方也有醋坛子。世界并不大，人世更狭小，我笑了。

可是那个“黑色的七月十五日”就让人怎么也笑不起来了。1943年的那一天，康生做了动员报告，延安各单位、各部门就开展了坦白运动和抢救运动。像开展劳动竞赛一样各单位比赛检举揭发的特务人数多少，有“照相法”，看谁像，就叫谁承认；承认了就上台坦白，结果大礼堂里一大半人都成了特务。体罚、刑罚、逼供信，作家刘白羽写：“我为了洗去我的罪恶，连骨头缝都掏挖净尽了，可是还不行，这怎么办呢？”他说“羞涩心加上耻辱感，使我整个灵魂都悚悚颤抖”，他差点一死了事。……这让人不能不联想起几十年后那席卷全国的以“革命”的名义出现的“红色恐怖”。把责任全推给康生有失公允，30年代初期的红色根据地不也搞过类似的对自己同志的“残酷镇压，无情打击”吗？这固然与环境险恶有关，可是最高领导阶层对读书人始终放不下心，怕也是个重要原因吧。不管怎样说，革命要流血，可是不该流同志的血、战友的血、同盟者的血；延安的遗产也是应该批判地继承的。

黄炎培先生访问延安，被那里的生气蓬勃所震撼，他问毛主席，历史上农民起义，兴也勃，衰也勃，你们怎么跳出这个规律；主席胸有成竹地回答说他找到了一个最有效的武器，这就是民主。共产党一定可以打破那个规律。说得真好。可是1973年，周总理陪同外国元首到延安访问，他“私下”去农家看望，却为那种极端的赤贫老泪纵横，连声说：对不起延安人民……历史有时竟是那么沉重！

我女儿去年去了延安，她告诉我，宝塔山并不巍巍，延河水更是混浊；不过延安百姓倒是凭借着“红色旅游”的优势富裕了起来。小城里都开张了肯德基。我想到“肯德基大叔”成了革命圣地的荣誉市民，头顶白羊肚毛巾的延安人津津有味地吃着汉堡，就觉得历史毕竟是幽默的。延安也许不再神圣，可是她将会更加美丽！

（6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