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登夏日《穿行在冬季中的巴登夏日》

文 / 朴九月（旧作，8记得发在哪一期的《非音乐》上面了）

在文化的废墟上，狂乱的过去如在眼前。——苏珊•桑塔格

初接触“巴登夏日”这个书名的时候，一直以为小说所要描述的，是在德国旅游胜地巴登度过的一季逍遥夏日，于是故事应该带着闲适的、缱绻的意味，并且因着夏日的骄阳而不断向读者传递一种浓烈的喧嚣、热闹气氛。但是当我合上书卷，我所获得的感觉是悲凉的，久未拥有的故事失落感重新泛滥在我的心海当中。我在此所说的“故事失落感”指的是在阅读完一本好书、观看完一个好电影之后，因为知晓这个故事已然结束、或者它们拥有着一个我们无法逆转的结局时，内心当中不禁泛起的某种强烈的莫名失落感，并且还可能因为这一“故事失落感”而久久未能开启另外一段阅读和观看旅程，尽管我们明知这个故事不是属于自己的，甚至可能是假的。

长篇小说《巴登夏日》所包含的悲凉性，在其终于得以问世的过程当中，就已经被彰显开来。由苏珊•桑塔格所撰写的本书序言当中，我们清楚地知道，《巴登夏日》是作者列昂尼德•茨普金生平当中最后一部也是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在《巴登夏日》得以刊登之后不久，茨普金便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他甚至尚未来得及看上一眼被发表在国外报刊上的他的这篇小说。小说另外具有的一重悲凉性还在于小说所描述的故事，故事说的是俄国一代文豪陀斯妥耶夫斯基与其新婚妻子安娜被流放之后由圣彼得堡一路沿途旅行至列宁格勒之间的一些生活琐事，并描写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离世前的那一时刻。不管是这个故事的背景还是这个故事的结局，毋庸置疑都是某种悲剧的前后延展。

时间的跳跃性和故事的跳跃性是《巴登夏日》所遵循的某种易被人观察而出的写作特点，它不遵循任何的时间轴或者故事发展的逻辑顺序，这很可能是由于作者是将陀斯妥耶夫斯基一个世纪以前的生活故事糅杂进了作者“我”此时的生活当中——小说当中的“我”此刻正坐在开往列宁格勒的火车上，并伴随陀斯妥耶夫斯基当年的旅行路线而一路尾随这位他所仰慕的文学巨匠——基于这种讲述手法，陀斯妥耶夫斯基当年的一切更像是忽而插入作者脑海当中的某种回忆。但你要知道的是，小说当中的“我”或者说即列昂尼德•茨普金，根本不可能与距他一个世纪之外的陀斯妥耶夫斯基共同生活，也就是说他根本不可能拥有关于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生活记忆。他回忆的凭证第一源自于他生平对于陀斯妥耶夫斯基文学作品孜孜不倦的阅读；第二源自于他研究过很多有关于陀斯妥耶夫斯基生平的传记、回忆录等，尤其以当时便握在他手中的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妻子安娜所撰写的《日记》为主；第三恐怕就是源自于他自己的想像了。无论是陀斯妥耶夫斯基所生活的十九世纪还是列昂尼德•茨普金所生活的二十世纪，文化界都处于一种杂乱和参差不齐的状态当中，于是苏珊•桑塔格所言的“在文化的废墟上，狂乱的过去如在眼前”就正是这本小说最真实的写照和最全面的解读。正是这种一如呈于眼前的缤纷过去，得以让茨普金像描述真正发生在他身边的事情一样去描述离他一世纪以外的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生活。

小说当中的“我”所经历的现实时间与一百年前陀斯妥耶夫斯基所经历的巴登夏日时间相反，作者从来没有描述巴登夏日的炎热或者骄阳，他所描述的唯独只有“我”所看到、体察到的冬日的寒冷，那些关于雪花、道路积雪、行人行走于积雪路面上的声音被其反复提及，一种冬日无处不在的寒气硬生生地刺入一个世纪以前的巴登夏日当中去，让本身就带着悲凉意味的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巴登一行，更是含带上了全数的冰冷气息。茨普金将本该属于夏日的热烈、闲适之情全盘打翻，故事像一扇洞开的窗户一般灌进了一百年后的寒风暴雪。茨普金或许正是运用此种方式将一个我们所无法确知的陀斯妥耶夫斯基展现在读者眼前，在茨普金的笔下，陀斯妥耶夫斯基是一个永远无法自我遏制的赌徒、一个拥有强烈反犹太意识的俄国人、一个随时可能突发癫痫病的病人、一个对妻子无端端厌恶又无端端忏悔的丈夫，在这种矛盾的生理体质、心理性情左右下，陀斯妥耶夫斯基又仍旧对文学和生活怀着某种虔诚的信仰，他不断追求某种人生高度，在这个人生三角上不断爬起、跌落又爬起。于是也是这种不屈挠的精神投射在《巴登夏日》作者茨普金的生命当中。

茨普金在故事当中扮演了三个角色，并且没有主次之分，他一会儿是生活当中的陀斯妥耶夫斯基——在小说当中作者使用的是陀妻对其的爱称“费佳”，一会儿他是陀斯妥耶夫斯基挚爱的妻子安娜，一会儿他又变回了他自己，这一切使得茨普金更像是一个在一个世纪以前便不断追随着陀斯妥耶夫斯基四处漂泊的一个看不见的幽灵。因为茨普金语言与时间转换上的流畅，让我们在阅读《巴登夏日》的时候没有丝毫的凝滞感。并且《巴登夏日》与普通意义上的小说有着很大的不同，那就是它本身就是一个没有情节的小说，它虽然是一个故事，却不带有情节，即没有起因、高潮、结果，所有的一切就像是一册流水账本。在巴登的那段时间里，作者更是不厌其烦地描述着陀斯妥耶夫斯基每一天不断往返于住家、赌场、当铺之间，描述安娜的等待、他的忏悔以及每晚睡前与妻子的“告别”。故事的结局直接跳转至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死亡，以小说所主要描述对象的死亡作为小说的终结。

但不能说小说是不具有任一点可探讨性的，小说所要探讨的问题，简介地概括说来应该有两个，一个是作者茨普金对于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爱戴到底是出于一种什么原因，在小说的结尾处茨普金也运用了一个长句来抛掷出这个问题：“我在这里到底需要什么？——为什么这个人的生命历程让我如此感兴趣、如此着迷，尽管我这种人是他明摆着不喜欢的那种？”茨普金在此所说的陀斯妥耶夫斯基所“明摆着不喜欢的那种”指的很有可能就是茨普金是犹太人这一点，而陀斯妥耶夫斯基又是一个不明就里就厌恶犹太人的人。对于这个所需要探讨的问题，后来将茨普金的这本《巴登夏日》隆重推出面世的苏珊•桑塔格在该书序言当中就做出了回答：“爱陀斯妥耶夫斯基，就是爱文学”。

小说所要探讨的第二个问题掩藏在小说的后半部分，在小说的后半部分当中，作者茨普金描述了两次死亡，虽然不是特别深入地做了描述，但也在字面或者意义之上提及了死亡等类似的字眼——作者之所以没有做深入地描述或者说逃避做深入的描述，极有可能是因为茨普金是一位医生，医生从很大程度之上是避免提及死亡的一类人——于是在安德列•乌斯季诺夫撰写的后记当中第二个问题被引了出来，这第二个问题便是关于“永恒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在陀斯妥耶夫斯基身上得到了肯定的回答，也在茨普金逝世后的这么长时间以后获得了回答。茨普金，这位以其理论著称的医学研究人员，一生都不忘对文学投入其最大的热情与精力，不仅阅读过大量的文学书籍，自己也写过许许多多的文学作品，我们所看到的这部《巴登夏日》就是茨普金最后、亦是最伟大的一部作品，只是茨普金本人一生当中都对在文学领域当中所应当获得什么地位或者肯定没有抱着太大妄想，于是他的作品常常是自己写自己阅读或者赠予亲友阅读，极少得以刊登、发表，于是茨普金在其在世的时候确切的说更像是一个抽屉文学作家。我曾经与一些人讨论过写作者到底应不应该在写作的时候过分地考虑到读者的阅读水准或者阅读能力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茨普金应该就是一个持否定态度的回答者，他的写作很有可能并不去考虑他的读者。这种“抽屉文学”的写作方式，不该归咎于当时的政治局势问题，而更应该是“抽屉文学”爱好者本身的性格决定其选用了这种文学创作方式。但这种创作方式又与日本的“私小说”是不同的，“抽屉文学”的特点不在于它是私密性的、个人性的，而是在于他作品当中饱含着某种外人所不能理解、不易理解的对文学的热爱与追求。

这种对文学所持有的不易被理解的热爱，陀斯妥耶夫斯基就在最大程度之上拥有了，这很可能就是伟大作品诞生的最基本原因。而列昂尼德•茨普金也拥有着这种热忱，他们很有可能并不真正关心着自己的作品在其存在的这一段时间当中不被他人所关注与重视，在他们内心当中所澎湃着的对文学的爱以及孜孜不倦的追逐态度，肯定会在后世当中得到世界的肯定。这就像是爱因斯坦1948年在拒绝担任以色列新国家总统邀请时所说的一句话：“政治是为当前，而一个方程却是一种永恒的东西。”他们将以他们“不死”的文学作品永远鲜活地活在后世人的世界当中。

陀斯妥耶夫斯基以此种方式活在了茨普金的小说《巴登夏日》当中，活在了茨普金的世界当中，而茨普金也很有可能因为他的这本《巴登夏日》而活在了很多人的世界当中，巴登夏日是一个永恒的时间，而那辆载着陀斯妥耶夫斯基和他的妻子安娜的列车，那辆载着列昂尼德•茨普金的列车，开过了很多很多相似的悲凉的站台，衍生出一个又一个或悲壮或平淡的故事，最末的终点站即是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