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中国《我们已经遗忘的脸孔》

很久没有好好看完一本书了。昨天勉强翻完《封面中国》。

《封面中国》是荣耀的。第五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6最佳散文家”的称号已是最好的致敬。

但历史的东西，被遗忘的，总是多过甚至高于被铭记的。于是在“前所未知”处，我们体验到阅读的***。

严格而言，李辉的文字不算特出，观察历史的视角，也是渊源有自，从连载散文辑合成书，也缺少应有的润色调整，以致全书时间线条颇为混乱，重文之处也不少。“前所未知处的阅读***”就显得尤其重要了。

所以，在本书之中，最有意思的是3个被传统教科书遗忘或平板化的历史人物，应该强调的是他们是：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书P143“日本的罗斯福”），福建***外长陈友仁（P131），四大家族的异端宋子文（P264）。至于同样被历史教科书淡化的裕仁天皇，本书提及不多，却推荐了一本好书《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原名“裕仁天皇和现代日本的形成”）。

我觉得值得再读注意的地方（标注页面根据东方出版社第一版第2刷）：40（《时代》未选孙中山为封面）、53~54（鲍罗廷。历史上苏联始终与中国有着纠葛不清的利益关系）、111（张学良反思九一八）、119（顾维钧回忆录，感性人民与理性外交）、126~127（卢沟桥事变中的外国态度）、137（溥仪皇帝梦）、141~143~145（九一八时期日本卑劣的外交手段）、153（革命青年汪精卫的抗日政策）、157（苏联两面三刀）、161（阎锡山的土地革命）、163 （教科书删减）、198（松井石根）、253（史迪威黯然离去，中 共转向红苏）、261（白修得初会***）、269（认识“自由主义者”宋子文与宋蒋交易）、285（王世杰出任外长之苦，国民党护卫国家主权之苦，参222与同期我党的宣传舆论）、303（天皇的野心）。

最后补充一点，《时代》杂志中国报道的“卢斯印记”也是值得好好探究的问题。其明显的偏向性似乎无碍于杂志的成功，不知卢斯传如何评述。

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二○○六年度散文家：李辉

授奖辞

李辉的写作坚韧沉实、端庄耐心。他的文字，不求绚丽的文采或尖锐的发现，而是以一种责任和诚意，为历史留存记忆，为记忆补上血肉和肌理。他在史料上辨明真实，在人物中寻求对话。他的一系列著作，作为文化史研究的生动个案，为理解二十世纪的中国增加了丰富的注释。他发表于二○○六年度的“封面中国”系列散文，以《时代》杂志封面人物为引，重新讲述现代中国的光荣与挫折，并在历史的缝隙里忠直地解析人心和政治的风云。这些旧闻旧事、陈迹残影的当代回声，融入了讲述者的感情，也敞开了历史新的可能性和复杂性。李辉的写作告诉我们，真正的历史就在每一个人身上，热爱现实者理应背着历史生活。

李辉的获奖演说：“历史就在我们每个人身上”

很高兴站在这里与各位共享此次文学盛宴。

首先我要感谢《南方都市报》的各位同仁，感谢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各位推荐评委和终审评委，是你们的关爱和慷慨，才使我有了这样一个机会。

还要感谢《收获》杂志的各位同仁，没有他们的催促和支持，我对《时代》封面中国人物的研究，对1923年至1946年这段民国史的追寻和描述，恐怕到现在还走不出书斋。

2005、2006年，我在两年时间里，沿着《时代》封面人物的线索走进民国史。五十多年前的那段历史，距离今天并不算远，但当年的历史场景和历史人物，却显得难以接近，难以解读。

在二十多年的历史跨度中，我先后选择了吴佩孚、***、宋美龄、冯玉祥、阎锡山、日本币原外相、溥仪、汪精卫、陈诚、美国史迪威将军、宋子文、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等封面人物为焦点，以编年体的方式来叙述中国的历史进程。我采取以翻译并摘录《时代》报道原文，与当事人回忆录、相关史书的叙述相映照的方式，来描述历史人物的命运和历史事件的演变过程。同时，作为一种个人化的历史研究，我努力将实地寻访、现实思考等内容放进去，使其尽可能成为往事与现实、史料与情感相交融的历史叙述。

不过，我希望我的叙述，能够引起人们对那段历史、那些人物的兴趣，从而为认识历史提供不同的角度。

各位嘉宾，我们生活在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信息化、市场经济与中国政治相交融，相纠缠，既充满活力，也充满变数。生活如以往一样，每天都在流动。但是，流向何处，如何流动，谁能说得清？面对现实的丰富多彩和变化莫测，我们的困惑，或许更多于兴奋。

面对历史又会怎样呢？除了困惑，还有更多的尴尬。

如今的窘状是，历史正在被淡忘、被过滤、被娱乐化、被简单化、甚至被格式化。帝王戏风靡一时，歪说戏说大行其道，真正严肃而负责任的历史梳理和回忆，则难以施展身手；不少历史著作简单化雷同化，从中看不到历史的全貌和丰富细节，更难看到史学家的独立思考；各类教材千篇一律，线条与结构相同，堆砌概念的方式相同，连叙述语言的味同嚼蜡也如出一辙……如此种种，历史的丰富多彩与错综复杂，在被有意或无意的删减过滤之后，早已失去了本来的模样。

我常常担心，历史——无论距我们远的还是近的，十年、二十年前的，四十、五十年前的，乃至一百年前的，会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而一点一点地被消解了。

更令人担忧的是，残缺而单调的历史叙述和历史教育，使人们只能获取极为有限而片面的历史知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简单化的历史观。

现实情况不正是这样吗？我们习惯于臧否时事慷慨激昂大发宏论，或者在网络世界以片言只语挥洒激情。我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所立足的历史叙述，很可能不是坚硬的石头，而是一堆由片面、偏颇、甚至偏见构成的沙丘。我们自以为洞悉一切，其实所知甚少。历史的许多细节，彼此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早已变得陌生。某些今日发生的国内或国际事件，初看起来清晰明了，我们哪里知道，许多事情其实背后早就有复杂的历史原因纠缠其中，远不像非此即彼如此简单。问题是，我们很可能对此无从知晓。或者，纵然有心，也无能为力了。

然而，写作者必须面对历史。历史也应该由不同的写作者来书写。

文学——无论小说、散文、诗歌——都在以各自的方式感应着历史，书写着历史。“文史不分家”，历来是中国的传统。秉笔直书的司马迁和有“无韵之离骚”美称的《史记》，早就为每 一个历史书写者提供了景仰和追随的典范。

二十七年前，1980年，我在复旦大学读书的时，第一次在报刊上正式发表文章。那是一篇关于诗人曾卓的评论。当时，被打成“胡风分子”的曾卓先生刚刚***复出，他在身处逆境时偷偷创作的一组诗一经公开发表，即引起关注。其中一首写于六十年代初的《悬崖边的树》，令人印象深刻。现在，请允许我念一念这首精粹的小诗：

不知道是什么奇异的风

将一棵树吹到了那边

——平原的尽头

临近深谷的悬崖上

它倾听远处森林的喧哗

和深谷中小溪的歌唱

它孤独地站在那里

显得寂寞而又倔强

它的弯曲的身体

留下了风的形状

它似乎即将倾跌进深谷里

却又像是要展翅飞翔……

我常想，悬崖边的树——诗人所描写的这个意象，不也是一个写作者面对历史、书写历史时应有的姿态吗？

书写历史，需要走进历史深处，追寻真实的细节，不能片面，不能概念化；

书写历史，需要客观、冷静、沉着、从容，不能赶时髦；

书写历史，需要独立思考，不能人云亦云，失去自我；

书写历史，也许会孤独而寂寞，但却能在最不可能之处做自己愿意做、也值得做的事。

我非史学家，但我一直热衷于回望历史。在历史的寻找中感悟人生，感悟现实，从而充实今日的情感。

八十年代初阅读《光荣与梦想》、《第三帝国的兴亡》等史学名著时，我激动不已。我一直奢望，有一天，能将自己的经历和历史的追寻相交融，写一本关于中国的、属于自己的《光荣与梦想》。这个奢望至今仍然激励着我。

德国历史学家克罗齐在《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一书中说过：“其实，历史就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它的资料在我们胸中。我们的胸仅是一个熔炉。”我很欣赏这句话。一个书写历史的人，无论采取什么方式，采取什么角度，他的笔就应该是一个熔炉，史料和人物命运融汇而出，凝固成历史。这历史，虽非全部，却是自己独有的一种。

以上的话愿与大家共勉。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