邂逅《与后现代主义史学相遇：埃娃·多曼斯卡的自我访谈》

埃娃·多曼斯卡（Ewa Domanska）是波兰人，按照阿兰·梅吉尔所做的《导言》所说，1982年在波兹南读大学，那她今年约45岁左右。她的老师是杰尔泽·托波尔斯基（Jerzy Topolski），曾经有一本翻译成汉语的著作《历史学方法论》（华夏出版社，1990年），属于《二十世纪文库》丛书。我屡次拿起托氏这本厚厚的大书，都无奈地随手就放下了，只知道此书有专门关于内考证、外考证的内容，可以在思考考证问题时进行参照，其他一概不知。最近上课，或许要涉及到他关于历史解释的问题。粗粗翻翻，知道那书还有很多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但技术性的问题，似乎相当专门。七十年代出版于波兰的著作，这是很可以理解的。

最近开始读埃娃的《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才知道波兰密科维茨大学在史学理论和方法方面，颇具国际影响力，国际交流在八十年代已经非常活跃。我实在是孤陋寡闻。埃娃早年毕业于位于波兹南密科维茨大学，后任教于此，现在同时担任斯坦福大学文化与社会人类学系客座助理教授。其丈夫似乎也是一位历史学家，但我忘记了他的名字。

从1993年开始，埃娃开始对于一些国际知名的历史学家进行访谈，有一些还是通过邮件进行访谈的。其成果，就是现在这本以访谈录为体裁的《邂逅》，这书我尚未读完，但这种对话体，让我觉得一向令人敬而远之的历史哲学和历史哲学家变得比较亲切，理解起来，也没有那么困难。我会把每一位访谈对象的一些想法当作博客文字列在这里，当然不是一次就能完成，或许先以书的最后部分埃娃的自我访谈做个引子好了。不过，好像我手头这本有一点点印刷错误，十个被访者，只有两个人看到介绍，而明明目录中有受访者简介的。

埃娃在谈到她为什么会选择历史专业时，说她自幼便“对人类关于世界的经验感兴趣”，不停地阅读，但是“我读的不是政治和事实，我在阅读人。”她甚至感到历史人物在阅读过程中的“精神性在场”。另一方面，她受中学历史老师很深的影响，“她的纤弱和优雅，与她对自己所不断承受到的当局压力的不懈抵抗之间形成了张力。我从她那儿继承了她深厚的爱国主义和在那些时候不合时宜的理想主义。”这个老师何以有如此魅力，大概她给学生推荐的书——布克哈特和赫伊津加，与此不无关系。（以上见第312页）

波兰这时大概正是在团结工会领导下，进行民主运动的高潮时期，风云际会，那些反抗的种子在年轻人心中点燃，激发出许多思想的火花。这或许是上述关于老师的叙述的重要背景。我们能够在中学里遇到什么样的老师，实在是太重要了，哪怕今天这样的资讯发达时代，只怕也不能缺少在思想和知识方面都有良好修养的老师的引导。

上了大学之后，埃娃感受到“宏大的综合，国家、帝国和文明的历史提供了事实影像的框架和历史过程的认识。然而，它们丢掉了人。我想要学的可不是这种没有了人味的历史。”她还在此遇到了托波尔斯基。在那时，“学生们反抗的是那样一种方法论，那一方面是他们毫不含糊地与试图将共产极权主义合法化的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的，另一方面，又是与充斥着诉诸概括律、模型和普遍化来进行解释的那种没有了人味的史学理论联系在一起。”（第313页）这里的翻译似乎有些问题，但意思还算清楚，那时候的学生对于主流意识形态和没有活跃的人的史学理论，同样采取抗拒的态度。

毕业后，她留校任教，逐渐认识到：“关切道德哲学的人们本身并不总是道德的，还有就是，没有异端就没有进步。”（第314页）这样的认识，在现在看来，似乎并非多么了不起的思想，但是在那个时候，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总是很难得的。不但如此，对于科学主义也持有深深的怀疑。

但这些大概只能算是她在历史思想上的铺垫。真正的思想冲击，来自于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想的冲击。她了解到海登·怀特的思想。“最打动我的，是历史学家在试图创造出她对于过去的视域时所带有的主观性之合法化。”（第314页）这在强调唯物史观数十年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来说，的确意味着一场思想领域的变革。

埃娃成了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后现代主义吸引了我，完全淹没了我。它自由，不可测度，无法掌控，无法预言，没有了中心，相对化，具有蒙蔽性，不稳定，意在反讽——然而却予人启迪，让人震动，旁门左道而又悖谬难解。……它诉诸情感和潜意识。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观察世界的方式，透过直觉和情感来看世界；那个失去已久的世界，神圣的世界……”（第315页）后现代主义对于工业化的基本模式，意味着分解和破坏，仿佛清一色的富丽堂皇的金色大厅本身及其传出的歌声，都已经为人所厌倦，有些人宁可在茅草屋里，听着夜雨，孤独地悲歌，而另外一些人，或许更喜欢在江南明媚的亭台楼阁间，听听曼妙少女的浅吟低唱。总之，工业化时代的那些条理化极强的历史认识或者解释，已经不足以餍足人们的心理需要。或许世界从来未曾如此单调，但人们对于思想潮流的认识，却代表着大多数人们的心理和看法。

她在此后详尽描述了怀特到波兰讲学时，她前去采访的经过，这是她与后现代主义最为真切的初遇。在她今天已经抛弃后现代主义的时候，在他认为后现代主义已经死去的时候，仍然怀着热情描述了后现代主义史学在当时思想界的作用。“后现代主义就是充满生气的，并且让人文学科焕发了生机。它杀戮了一切传统的和约定成俗的东西，带来了以往常常与‘背叛变节’联系在一起的东西。……一切曾被认为‘异常’的东西都受到了关注，而实际上人们可以说，出了毛病的，不是出于正常语境下的‘异常’，而是出于异常语境下的‘正常’”（第316页）这后两句不易理解，或许指本来就应该关注的人类历史，却因为单一的历史解释模式，而普遍被忽视的历史。

后现代主义思想的根源，埃娃把它归结为十九世纪以尼采为代表的生命哲学，“生命，作为历史最根本的要素，就成了历史关怀的规范和目标，而历史则被视作关于人类生活的科学。”（第319页）现实基础，则为“后现代主义是遭受了挫折的后工业社会的文化。”（第320页）埃娃的这种总结，是否准确，自然还让人有疑问，而且尼采和工业社会有着怎样的关系，她也没有细谈，但这样的总结，还是有说服力的。

那么，后现代主义在史学上影响的实例是什么呢？她举了一个例子，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商务印书馆，1997年），认为这书“令我们可以触及实在、生命和人的本质。”《蒙塔尤》的确是好书，叙述一个中世纪的山村发生的事情，主要材料依据的是教会档案。我看过其中一部分，生动得有如一部纪实文学。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埃娃说：“‘新’史学成了有关人类生活、有关人类对于世界得经验得人类学故事。”（第321页）

对于未来的历史学，埃娃的见解很谨慎：“新史学（大概指的是后现代主义影响过的史学）不会主导历史学，即便它会成为史学的主流，这种新史学是个人或小共同体的单独传记的汇集，因此，也是微观史的汇集。”（第322页）史学的发展如何，我想各种形式都会继续共存下去，到底何者在一时会成为主流，我见识浅陋，不敢乱说。但她认为“如今我们应该思考，如何将平庸之物转化为艺术，如何使世俗之物再度神圣化，如何将日常生活的活动转化为一种仪式，如何将深藏在文化层累中的稳定不变的模式揭示出来。一句话：我们这一次如何能够让世界生魅。”（第323页）这正应了埃娃的一句话：“我们对于世界的陈述也是一种建构；它们是对于世界的解释。”（第322页）无论如何解构，建构是人们思想的必要的另一面，甚至是主要的一面。在这个怀疑主义、个人主义盛行的时代，解构成为主流思潮之时，或许正是建构重将兴起之开端。

我很喜欢她的最后一段：“我热爱《蒙塔尤》，因为我有点儿喜欢比特丽思·德·普拉尼索，那是一个‘年轻俊俏’的女人，从来没有忘怀过她心爱的人——皮埃尔·克雷格，一个异端……”正如我们中国人喜欢《左传》、《史记》、《通鉴》一样，那些生动讲述人类过往事迹的历史中，蕴涵着历史最本质的魅力。当然，这是否要排斥历史科学化的企图，就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了，埃娃的说法，也是一家之言。

又做一回文抄公，抄书一篇完事。有空儿赶紧看完《蒙塔尤》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