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明《日本特色的现代化》

自近代以来，在强势西方文明的全面压力之下，所有欧美以外的各国都面临着同一个国家任务：实现现代化，以期和欧美人平起平坐。然而一两百年下来，迄今真正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非西方国家只有日本，它明明白白地打破了那个被默认的规则：非西方国家永远无法赶超欧美。因此，日本的成功对所有人都具有吸引力——非西方国家急于想复制这种成功，同时，它也触及了西方人的中枢神经，驱使他们重新审视西方文明的某些最基本假设。

关于现代化的前提和条件，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问题多而答案少，但正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从文化特性中去寻找答案。通过对社会价值观的梳理和结构分析，他们得以解释一些看似费解的现象：相对欧化的拉美很多国家独立已接近200年，但仍有大量人口处于贫困，而在二战结束时仍普遍比拉美贫困的东亚各国，却经历了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实际上，如果不从这个角度入手，日本的成功几乎是无法解释的。

艾森斯塔特作为第一流的社会学家，他对“日本文明”的研究的出发点即在此。因此，对他而言，“日本文明”并非一般人概念中日本的宗教、瓷器、建筑、书画、俳句……之类的器物或实体，而是一种有别于其它文明的类型特质。正是这种根本的特质本身，使日本人成其为日本人，也是日本社会之所以演变成目前这个样子的最终原因。

由于对“现代”和“古代”对立的两分法强调，很多人常容易产生一种幻觉，即经过一次革命性的转换，历史在一个分水岭的时代断裂，从而进入到一个与先前完全不同的新时代。但正如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奠基于黑暗的中世纪，日本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变迁也相当程度上得益于一些核心的传统思想。其中最显著的例子即是一个不代表任何规则制度的“空壳”式的天皇制度，正因为天皇向无实权而仅是一个符号和象征，因此这个模式可以装入任何东西，并通过天皇而被合法化。这样，通过“旧瓶装新酒”，近代天皇制摇身一变为新的政治目标服务，没有引发国民的精神危机。

日本明治维新不是一次革命，没有将“旧残余”扫地出门，因此常被一些学者批评为“不彻底”，但也因此日本的社会变迁避免了落后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常见的剧烈社会动荡。现代化是一个双面刃：一面它是对原有传统稳定结构的大破坏，以便在其废墟上开辟新局面，另一面社会稳定却又是现代化的保证。打个比方，现代化的力量犹如洪水，可以灌溉发电造福于人；但如果没有坚固的堤坝，则它将漫出河床，摧毁原有的一切。绝大部分后发国家都无法处理好这对矛盾，通常是现代化进程启动之后就与原来的社会结构产生猛烈的输血反应，或很快失控，以至于旧的被全面摧毁，新的却迟迟没有建立起来，同时社会陷入分裂的动荡：通往繁荣的变迁总要经过一个漫长痛苦的“泪谷”。

现代日本当然也不是无痛分娩的，但它所经历的“泪谷”却短暂得多，程度上也较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两个原因：日本的变化模式强调象征的延续，从而减弱了社会变迁导致的断裂之感，避免了难以承受的对社会基本前提的推翻和质疑。也就是说，日本对外来影响的吸收，是依照自身的前提来实现的，而不是像“全盘西化”要求的那种异化（为了实现现代化，必须抛弃自身文化）。同时，近现代日本的政治精英始终牢牢控制着变迁进程，所谓“创造性的保守”。

这样，日本最终形成了一种有异于欧美的现代性：在保障自身文明特性的同时，官僚集团和国家力量的控制又大大强于欧美。在大正时期，政党第一次成为日本的主要政治力量，内部矛盾开始苏醒，世界范围内自由与民主理想也非常普遍，似乎日本已在同一方向上进发，但自由主义在日本迄今仍是极为衰弱的力量，基本无人挑战日本社会中国家进行干预的角色。按欧美的标准，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结合”——虽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立宪民主政权，但市民社会却非常脆弱，日本是一个“受到高度管理控制而又非极权的社会”。在艾森斯塔特看来，这一矛盾和困惑（当然是欧美人逻辑看来的困惑）正是理解日本社会制度的关键。

不论在西方人对此多么困惑（或嘲讽也罢），用***的话说，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这一制度的成功运行已为自己赢得了合法性：它证实自己是适合、适应日本的那种现代性，事实上完全照搬西方经验既会水土不服，在技术上也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和魂洋才”的成功使得日本在战前一度抱有一种优越心理的使命感：即日本结合了西方的技术文明和东方更高尚的精神文明，从而受命引导世界超越西方现代主义，迈向更高境界。

近现代日本走过的道路，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也将走过，或正在走过。中国实现现代化后的社会形态，最终很可能更接近于这个令国人爱恨交织的近邻，而不是欧美。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对我们具有更重要的参照意义。如果说日本当年的成功击中了一些西方人的中枢神经，那么正在浮现的中国巨龙，正在给他们以更强的震撼，它的成功将是史无前例和颠覆性的，迫使西方人对自身的文明前提再次予以反省。中国学者应当为这一天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