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方风来《文史研究的新视野》

前天在图书馆借了本去年三月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成立伊始主办“文史讲堂”一系列学术讲座的集子《八方风来》。葛兆光先生移砚复旦以来，好长时间没有关注他的近况，有负我是一名“葛粉”（葛粉是偶在豆瓣为葛兆光小组成员起的昵称，我觉得比近来很流行的“什锦饭”、“八宝饭”要有水平多了），虽说咱以后不吃学术研究这碗饭了，但作为一个业余爱好者还是应当时常关注一下目前的前沿学术动态，省得被人忽悠。花了一整天时间仔细看了一遍，葛院长请来的学者都是牛人啊，比利时鲁汶大学汉学系主任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以研究中国近世社会文化史见称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院的艾尔曼（Benjamin.A.Elman）、被人断章取义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致力于中国文学研究的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顾彬（Wolfgang Kubin）、台 湾 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邢义田、李孝悌两位先生、香港城市大学的张隆溪、郑培凯，还有一位我不大熟悉的研究宗教史的日本学者东京大学文学部的末木文美士（Sueki Fumihiko）教授，这些人在目前海外中国研究领域都属于领军人物。

就以艾尔曼为例，我前段时间还在读他的《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20余万字的著作却将清代学术发展的流变交代的一清二楚，从清代社会经济的背景考察江南学术共同体的演变过程，这在同类研究中开创了先河，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一种库恩所说的在学术上的“典范”的意义，尽管他在某些方面一开始的预设就出现了错误，葛兆光先生曾经在《读书》杂志上撰文《十八世纪的学术与思想》（我是在《作壁上观——葛兆光书话》中看到的）对艾尔曼所提出的“清代江南学术共同体”是否存在提出了质疑和批评，但在同类著作目前我还没有读到比《从理学到朴学》更好的著作。

这些学者的演讲有的出于专业角度十分艰深，连我都不甚理解，比如说钟鸣旦所演讲的《明末清初中国官方礼仪中的舞蹈》，本来我对于礼制的了解就十分欠缺，加上钟鸣旦所研究更是冷门，他是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在比利时一个研究音乐但不是研究中国音乐的朋友那里看到一个法国传教士钱德明对于古代中国在祭祀中所使用音乐舞蹈的手稿，发生兴趣开始研究，他在研究手稿中所绘制的图片，发现它的来源居然是出自明代宗室朱载堉《乐律全书》，而这些图示中的舞蹈在现实中并没有真正出现过，而我更兴趣的是在舞蹈中步位所显示的数学原理，这种“实学”倾向，是否影响到了明末清初的方以智、顾炎武等人，我们不得而知，还需要大量文献的研究才能对这一假说进行证明，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应当感谢钟鸣旦的研究，他的研究也许在今天看来很没有现实意义，但很难说在将来就没有意义，学术研究从来都是聚沙成塔，所有的成果都是站在巨人肩膀上取得的，不可能有所谓的“空中花园”。这里顺便八卦一句钟鸣旦所在的荷兰鲁汶大学是欧洲汉学的重镇，清代著名的耶稣会士、《大清一统历》的主持修订者、被康熙皇帝亲切用满语称为“爷爷”的南怀仁就是出自鲁汶大学，钟鸣旦本人也在2000年10月14日成为了耶稣会士，葛兆光当时也在场哦，这个可是他《在异乡听雨看云》八卦出来的。

有的演讲介绍的是学术研究的新方法与新视野，比如说张隆溪所做的《庐山面目——论研究视野和模式的重要性》，张隆溪是钱钟书的小友，不过看照片现在也老了，呈地中海方向发展。他首先用苏轼的《题西林寺》“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一诗来谈认识事物的角度，然后又借助阐释学对于认识的视野进行具体分析，局外人并不一定是旁观者清，之后他以柯文（Paul A.Cohen）《在中国发现历史》（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为例，说明美国对于中国研究的三种模式，前两种是柯文所批评的“冲击——回应”模式、“现代化”模式（modernization），这两种研究模式都是以西方为中心或者说以欧洲为中心，而柯文想要在当时建立一种以“中国中心”的模式（China—centered），希望从中国人那样经历历史，从中国人当时的角度出发了解历史、重建历史，打破西方中心主义，张隆溪进一步说明柯文的观点来自于18世纪意大利的哲学家维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以及德国十九世纪的哲学家狄尔泰（Dilthey）。维柯认为人认识的是自己创造的东西，自然是上帝创造的，所以只有上帝才能真正认识自然的秘密，所以自然科学其实不是人的真正认识，人是创造历史的，人的历史是自己创造的，所以人最能认识的是历史，所以历史是最真确的认识，最真确的知识。朱光潜在《西方美学史》上曾谈到德国的里普斯（Theodor Lipps）的“移情说”，移情只是一种主观的意愿，柯文讲的就是设身处地的移情，但这并不能消除自己主观的立场和局限性，所以移情不能取代史家自己的视野而保证理解的所谓客观性。即便我们说柯文可以以一个中国人的角度回到19世纪或者更早的时代去体验，但这并不是历史的全貌，只是个别人的具体感知。怎样才能全面认识，还原历史是不可能的，但可以通过视角的转换，多棱镜的观察，过去我们总是将西方看做一面对照的镜子，但是与我们共处的东亚文化圈的日本、朝鲜、越南甚至更远的印度，他们眼中的中华帝国是什么样的形态呢，我想从这一角度去切入研究，肯定会得到很有意思很令我们意想不到的收获。教授们的演讲很出色，不过底下的听众却令人很失望，这本书是讲堂实录，所以也将演讲过后的学生提问也列入了，这一点我觉得比三联书店出的“三联讲坛”要好，演讲者与听众的互动是衡量演讲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尤其是是学术演讲，更是能促进思想火花的碰撞，推动学术的不断发展。我对复旦的学生只能用奥斯丁的《prade and prejudice》来形容，有些提问没有水平也就罢了，还带着无知者无畏用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来压人，很可笑。我们的青年学子何时才能成长为独立思考、能够与人类最伟大的智慧对话呢，我看够呛得很。希望这只是我一己的prejud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