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自由《万言尽在不言中》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论自由》精致洗练，薄薄的一册，一句多余的话不说，一张多余的图不上，充满了旧时代出版业的自尊和美感。昨天入手了一套MaGraw- Hill的历史教材，书不错，出版社也还算认真，但是为了宣传还是在封底写了一大堆溢美之词，和商务印翠绿翠绿的封底相比，高下立判。

关于书的内容我就不多说了，其实现在国内任何一部讨论公共权力和个体自由的著作，都无非是在为他做注脚而已。《论自由》文字本身就很流畅晓达，说理清楚明白，并不需要做什么过多的阐释，在这种大师文笔面前说什么“赞美”类似的话都是多余的，安心去看就好。

我更感兴趣的，是正面前面的那篇“序”，也就是“关于重印论自由的序言”。这个版本初版于1959年，序言也自然带着那个时代的印记。稍微有点文字常识的人，看过这篇序文，就知道是多么的胡说八道和狗屁不通，里边对《论自由》的污蔑恰好可以讽刺性的完全被后边的正文所批驳——打个简单的比方，“序言”里洋洋洒洒的写着：“正如密尔自己所说”在一切道德问题上，我总是述诸功利的“，因此密尔把追求个人利益、满足个人欲望作为最高的道德准则……”，可笑的是原文后边紧接着就是“我所谓之功利乃是全体人类共同之幸福……”。总之这篇序文因为其悲剧性的东拉西扯教条愚蠢活生生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笑话——比同时代的类似文字更为可笑。

但是千万别对商务印书馆的编者们有什么偏见，在我看，他们完全就是故意的。其时是1959年，虽然2年前大规模的运动已经落幕，政治空气已经稍显轻松，但明显的是国内的的舆论和学术言论正在日复一日的收紧，马列主义——其实是***思想已经毫无疑问的在思想界占据了统治地位，并一步步蚕食掉剩下的一点点学者们保有的领域。在在这种背景下，出版“资产阶级激进自由主义代表作”的《论自由》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勇气和学术操守的表现。那篇序文充其量不过是为了应付可爱的意识形态机关而装装门面的——十足的“挂羊头卖狗肉”。

这种推断诚然完全出自我的臆断，却也颇有可信之处。其一，全书除了开篇的一小篇序文之外，再无一字对正文的诘难之处，文本也并无删改。出版者把读者完完全全暴露在了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充满说服力的雄辩的论证之中，和他一比那篇序文更像是诚心让自己变得滑稽可笑。其二，我们惯常的方法是洗脑似的批判一件事物，也就是竭力通过不停的宣传让受众把这一事物与若干不好的感受联想起来，从而达到在审美上就让群众对某一事物产生本能的反感的效果——而对于被批判的事物本身，却极少有完整的表述，只有供批判用的歪曲和断章取义。比较经典的例子就是“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在此不宜多论。另一个例子是文革时曾经把邓的工业发展纲要当作“毒草”，全文附在批判小册子的最后印发给群众阅读，但这明显的是一个失误，因为借由此，这个纲要在群众中得到了广泛的拥护和赞同。由此也说明，我们要蓄意把什么东西搞糟糕，蓄意要诋毁什么东西的声誉，最大的敌人就是让某些以东西原原本本的出现在群众面前，“资本主义”如此，“市场经济”如此，《论自由》也是如此。我不相信如此浅显的道理商务印的博学之士会不明白，因此也就很容易理解这是一种无声的抗议和小动作，一种体制下的挣扎——虽则几年之后，连这种小挣扎的空间也不复存在。

历史是写在纸面上的，但是更多的东西要透过纸面去思考，这几乎一定是要造成凭空的误解和错误，但不唯此，很多东西就真要“行走在消逝中”了。春秋不叙一言而知褒贬，庄子轻狂而讽世事。文字并不总是像他表现的那样显白，因为写作的历史就是无尽的苦涩、自嘲，反讽的历史。有些时候是作者本身就赋予了文字这样的功能，而有些时候，比如那篇“序言”，结合当时的历史语境去思考，才会有别样的体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