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政治《人生只若初相见：必须持续地抗议和反对》

刚刚回来的时候下起了雨。我因为抱着一厚叠布，却看见旁边小径上一树的白栀子，下巴扣住肩胛夹住层叠的布料，伸手摘了一朵来。外面雨声也够大，音乐间隙中就可以听见，新买的荫丹蓝色府绸正好换新窗帘，也是够美的事。足以抚慰十余日的辛苦。

再长的辛苦也可抚慰。世上决没有不可被怀柔的刁民，只看胡萝卜味道可好。譬如汽油就涨到10块一升，只要给足了交通补贴，也无不可。况且，这也是高低错落的参差对比，并不是亿万富翁与睡在立交桥下的乞丐才有对比，一家之内也是高下立判。所以讲四海一家。家里人怎么也不能闹翻，只是床头床尾的差异罢了。

必须首先展示框架和起源，展示它们是如何互相竞争，然后再说明，在框架之内，在起源之后，是一块拼凑之物。如果不以颠倒的方式使屠龙术合法化，或使社会主义使命终极化，就无法谈论这种拼凑物（地缘学/社会学在这里必须也必然被忘掉）。

上面不是乱码。

有一天，我和同居伙伴、国内老牌女权活动家某女士说，当下，真正的女权主义者应该承认：在性别差异和斗争的问题上，我们应该为我们的欲望负责，我们真正想获得并不是清白的真理，而是世上的权力。女士立刻反驳：啊，不对，怎么可以这么暴力，当然不是这样，我这一生只追求真理。

但是，真理在哪里，女士？

像我们这样的女权主义者，女士，不犯基础性的错误，不与那种理论不断地被政治规范的空间隔开是不可能的。也是无法开始的。最熟悉的替换或他性为我们定义并提供了我们所谓的自我。最亲密然而却最难以接近。如此亲密，以至于我们无法通过自我抓住它，以至于它把我们限定于框架之内。

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限制，或者说不确定性，是学术的基础，是女权主义的基础——如果，学术/女权主义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还是有可能实现的意识形态批评的话。因此，我们必须冒进行归纳的险。今天，2008年8月8日，不论我能看到的东西多么有限，似乎都指向了关于主体地位的三组不同对抗的归纳：资源、民族和性别。但几乎没有人把女权主义纳入当下在地的斗争或竞争当中。把这些规定性的政治能指从它们各自所代表的所指领域中抽出，将重新组合或分解霸权，这显然不可能是民族哲学、阶级-意识形态的骄傲。而我们所被赋予的主体地位，是被自己所模糊构想出来的。对于当下在地的女性来说，赋予女权主义以特权，就是忘记女性想通过取而代之来成为对抗中的优势主体。身为无处可处的女权主义者，主***置可能就这样破碎了。

但我希望的是进一步打碎。以有所用。真正发生的事情，从根本上讲是不确定的。对真理怀有本质主义式的热情，就会被这种热情控制，就会在认识和实践之间建立起一种道德联系。正如事实本身，女权主义者也把阶级斗争看做是唯一在一种连贯叙述之外起作用的斗争。因此，即使妇女，也只是最漫长的革命。这是女权主义者主动或被动而必须做出的肯定性解构之一，甚至可以说，唯一的。阶级论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永恒。因为阶级斗争论的强大性使它成为了一切斗争的原发性虚构。

也就是说，正义的斗争必然成功。革命必然胜利。宗教也就是真理。宗教是祈祷，而不是行动。当女权主义被纳入一个普遍化的领域，当斗争成为模式化生产，当斗争成为符码化进程，所谓的立场和态度就是规范性的。女士，你摆了个姿势，把自己分离出来，返回到自己的道德责任。而一个女人如果不能发出个人的声音以反对丈夫，那她就不可能发出集体的声音以反抗战争/暴政。道德不可能是个人的东西，也不可能是女性的东西。并且，当道德只为男权社会主体拥有时，这里的任何抗议中就不会有女性的声音，那么这种抗议就是不完整的，就是以压制实现的解放。当这个国家的抗议者正关注着民族的文化/资源事务，应该也必须重新考虑这种话语的总体结构，延迟性别差异的道德基础，将是脆弱的基础。其破碎和女权主义的破碎一样，都是悲剧性。

在我看来，可抵制性、开放性、创造性和不完整性，正是活力所在。此刻，这个国家的世纪盛会即将结束，我这里外面雨已经停了，这一切同时发生，同等重要。也同等愚蠢。同等可恶。同等有趣。我继续听着低沉的工业舞曲，对难以辨别的世界感到趣味：斗争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必须持续地抗议和反对。

人生只若初相见，每一记耳光都是火辣辣地打在这一时刻你的脸上。你要疼，就时刻都要疼，不应只某一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