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无远虑,必有近忧。2002年,弗郎西斯-福山飞到欧洲推介他的新书《我们的后人类未来》,台下的听众却纷纷就迫近的伊拉克战争向他提问。作为回答,福山在四年后推出另一本书《走在十字路口的美国》。这位重量级学者未来的传记作者很可能会发现,比起《后人类》的主题——生物技术前景,伊拉克战争并不值得福山花费那么多笔墨。
福山是当代少有的具备相当科技素养的社会科学家,他曾经认真地讨论过信息与核武技术是否可能推翻历史终结论。相比之下,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几乎没有提到信息技术的巨大影响。福山对生物学基础知识和前沿动态的把握充分体现在《我们的后人类未来》一书中。他对脑科学、神经学、基因工程、智商研究、社会生物学等生命科学诸领域的了解远远超出了一个非专业人士的水平。
福山在该书开篇饶有趣味地比较了两部反乌托邦的预言小说。当乔治-奥威尔的《1984》已成或渐成如烟往事,人类可能正在走向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在那里,人们使用致幻剂快乐地生活着,统治者借此麻醉和奴役人民。《后人类》的第一部分展望了本世纪生物技术可能取得的成果,以及这些技术将促成怎样的社会经济图景。第三部分结合欧美国家的大量实例地探讨了对生物技术的政治控制和***管制。如果说这两部分内容可以分别由其他科普作家或是政策专家写出,以“人之为人” (being human)为标题的第二部分只可能出自福山笔下,这也是全书最具思想深度的部分。
熟悉政治哲学的朋友都知道,“自然权利”这一概念在西方政治文明中处于重中之重的地位。自霍布斯以来,近现代政治哲学家在对人性的体认之上确立了自然权利的正当性。美国宪法更是白纸黑字地写下了那句“无需证明的真理”:“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个道理用大白话讲就是,你必须把人(生物个体)当成人(赋予自然权利),因为他是人(具有人的本质)。在三种可能的人权来源中,上帝并不被宗教徒之外的大多数人认可;从实证主义视角出发的“人赋权利”理论也很难推导出一种普遍主义的人权观念。因此,福山认为,人的自然权利——如果存在的话——只能来自于自然,尤其是人性本身。
然而达尔文以后的生物学却模糊了人与动物的自然界限。信不信由你,已经存在的大量证据表明,我们不过是漫长的生物进化史中的最后一幕,与动物园里的黑猩猩一道分享了99%以上的基因。我们原以为人类独有的等级政治、工具制造甚至文化传承都已被动物学家发现存在于其他灵长类社会之中。更可怕的是,那些伟大的爱情悲剧或许只不过是荷尔蒙惹的祸,人类的种种高尚品质也可能最终被归结为基因的作用。基于人性之上的自然权利显得并不那么自然。福山为这种全然自然主义的解释感到惴惴不安。如果自我意识不过是一团神经元之间的生化反应,人类的尊严和自由意志又在哪里?福山最后得出个不了了之的结论:目前的科学水平还不能完全否定上帝之手在人类产生过程中的作用。在最终答案出台之前,让我们怀着一分敬畏,保守人的本性吧。
生物技术使人类掌握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潜力,我们很可能正处在一场社会大变革的前夜。这场变革对观念世界的冲击并不亚于它对物质生活的影响。生物技术革命究竟会是潘多拉的魔盒,还是盒底的希望,取决于我们今天审慎的思考和决断。
此文曾发表于电子刊物《纵横》
本文由作者笔名:小小评论家 于 2023-03-26 02:56:49发表在本站,文章来源于网络,内容仅供娱乐参考,不能盲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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