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年《在风暴中飘摇》

起：以伟大之名

维克多.雨果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否认这一点。但是如今，当你问及有关雨果和他的作品，通常的回答是《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然后就是那么一句没有感情和内涵的“伟大作家”。或许现今雨果和某些所谓“作家“相比，在读者心中的地位连小拇指也算不上。鲁迅说，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揣度中国人的。我也不惮的用他老人家的逻辑推理一下：如今在可以只问文笔的好坏（所谓文笔好，以他们的审美观来讲），而不问其出处，并且持有某种可笑言论（baidu上有四迷的言论全集）的读者心里，经典作家的作品，只不过是坟堆里挖出来的陪葬品也说不定呢！

无论别人怎么想，鄙夷也好，不屑也罢，我要说：伟大的东西就是伟大的东西，这是时间大浪淘沙的结果，任何精妙的吹捧、诽谤、不理解在时间面前都只是一抔黄土。现今的作品当然有一些可以穿越200年的岁月成为真正的经典，但其中大部分必将永远沉寂在时间的长河中。

因此在翻开这本书的时候，我怀着认真的态度，不只是把它当作看一本轻小说那样闲适。一个伟大作家写出来的伟大作品，理应用崇敬的心情去阅读，否则就是一种亵渎。

承：以革命之名

《93年》写的不是1993年，在我们的印象里那只是一个有着不少新生儿的平庸年份，它写的是波澜壮阔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他以1793年为断面，强烈的展现出长久的压抑之后，革命这个野兽无穷的爆发力与破坏力：人道主义、反动而强力的侯爵、淳朴的农民，抵不上1793年的断头台！说到断头台，她被称为革命的女儿。在他死亡的亲吻下，无数的、将军、反动派、贵族还有一个国王命丧黄泉。在这部作品里，最终人道主义的主角也成为了她的微不足道的献祭品。

革命，没错，就是革命。这本书的情节并不那么成体系，人物的关系也并不十分复杂。就是疑似的主角占的地位也不是那么明显，他的主角的地位是文字量给予的。在所有的出场人物中，他所占的文字最多，他同时也是作者的代言人。但是，这部书隐藏在幕后的主角，是革命。一个残暴、不宽恕、象征着破坏的形象。但与它的对立面：保王运动，不同的是：这种破坏是为了新的建设、这种残暴还有不宽恕是为了对抗革命敌人的残暴与不宽恕。理所当然的，为了革命的生存，这种抵抗必然是冷酷无情的，这就是1793年：《嫌疑犯法令》和断头台，巴黎联队和《马赛曲》。所有的人物，所有的描写，都被一个大背景下的革命狂潮所驱动：全欧洲都在反对法国，旺代在叛乱，巴黎内也是一片腥风血雨.......即便是雨果所一直坚持的人道主义，在革命的狂潮下也显得那么的渺小，以至于他最终不得不靠虚构出一个不合逻辑的结尾来宣扬人道主义的胜利。

农民是什么？他们愚昧、盲目的忠于国王和领主。他们排斥任何改变，遑论革命。他们认为日子就应该亘古不变的这么过下去，拒绝任何光明的照耀。他们为了这种愚昧的信仰不惜发动叛乱。他们是英勇的、易于被煽动的、同时也是被利用的和可消耗的。他们为自己无知的叛乱行为付出了沉重代价，遭到了革命疯狂的报复。从现今的角度来讲，他们是可悲的，可怜的，令人无奈的。但从当时革命的角度来讲，就两个字：活该！

如果非要再多说什么，那就是农民以倒行逆施的罪名屠杀共和军的时候。共和军也会在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下屠杀农民。两方面都是残暴。但是农民确实活该。任何对农民的怜悯在当时就是对革命的戕害，这是时代，这是1793年。

侯爵又是什么？一个有能力、有领导才能、不屈不挠的坚持他的保王事业、残忍的杀害革命军民，能雄辩地说服别人为他卖命。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人渣，顽固地不放弃他的反动理想。他是个不折不扣的英雄，为了他的事业它可以放弃自己的生命，他是一个够义气的“哥们”，他在最后被感化，冷静地救出了三个孩子甘愿束手就擒。

而革命是什么？！革命是断头台；丑陋、无情、高效率，象征着恐怖。这被后来的西方学者们怎样的厌恶啊！但他们竟忘了今天的自由民主正是建立在1793年的断头台上，正如他们忘记今天的福利和人权是建立在罪恶的资本主义早期积累上一样。革命是风暴，暴风眼是巴黎，大风大雨区是整个欧洲。革命是罗伯斯比尔、丹东、马拉。他们可以在谩骂中共事。他们在盘算着打败敌人的计划时，嘴里同时说着把互相送上断头台的事情。他们要自由、平等、博爱，所以他们要残暴、独裁、不宽恕——最终罗伯斯比尔把丹东送上断头台，罗伯斯庇尔被送上断头台，马拉被刺杀。但他们都是巨人，是伟人。少了他们的1793年，将会是另一番样子，少了他们的世界，今天会是另一番样子。“我们三个代表革命，我们是地狱犬的三个头。这三个头中一个是说话的那就是你，罗伯斯庇尔；另一个怒吼，那就是你，丹东.....”“还有一个咬，那就是你，马拉。”革命是国民公会，可以任意让人民捣乱、旁听，简陋但是神圣的会所。天天充斥着暴力、不合谐。他是一个吉伦特党、雅各宾党、甚至于保王党的联合体。它是混乱、他是不妥协，但最根本的，它是革命。革命也是西穆尔登，作者虚构出来的冷酷角色。作为教士，他可以为素不相识的人付出性命。但作为革命军的政治委员，他奉行巴黎方面“绝不宽大，决不饶恕”的政策，对旺代的农民叛乱实行及其严酷的镇压政策。对于伯爵最后以三个幼童为人质的要挟毫不动心，最终，他判处了放走伯爵的郭文——他最喜爱的学生，同时也是儿子般存在的人——的死刑。最后，为了郭文，也为了革命，他自杀谢罪。革命不是郭文、不是马尔泰克、甚至不是拉杜曹长，他们是善良，有智慧，富于人道主义精神的人，但在1793年，这是会被时代所摒弃的优秀品质。你要小心，我的孩子，在这个时刻宽恕有时就是一种叛国行为。

转：以人道之名

说雨果是一个共和主义者，不如说它是一个人道主义者更准确。他一生的政治理想都在变化，最终终结于“至高无上”的人道主义。在这一部终结性的作品中，如果他对于革命的讴歌和赞美是出于对共和民主的忠诚信仰，那么那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结尾，就是他内心深处坚定不移的人道主义理想的流露。这个结尾是如此的不合逻辑，以至于在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有种扔掉书睡觉的冲动。这是因为观念的原因吧。无论如何，一个革命的领袖，在明知道放走反革命分子的严重后果是使旺代地区重新陷入纷争与内乱的情况下，居然为了所谓“良心”放走反革命的侯爵，在情理上令人难以接受。同样的，作为封建王公和反动势力代言人的侯爵居然会为了几个小孩，放弃逃生的机会，甘愿束手就缚也非常缺乏逻辑性。如果不是这个结尾写得非常艺术，这本书可能就像《会真记》那样给毁了，但是仔细想一想，又不能不佩服雨果这个结尾写得非常巧妙。

首先，伯爵的被俘和被放走，都是人道主义开出来的空头支票：如果不是因为人道主义，伯爵不会被俘，同样如果不是人道主义，伯爵不会被放走。雨果这样处理完全是为了人道主义的需要，但是作为一个大师，他也不会允许自己的作品如此突兀的被分割肢解。因此，在表面上的不合情理之后，有暗含的逻辑性。

郭文，面对他的敌人、叔祖父、俘虏——伯爵，内心陷入了斗争之中，如果不把他放走，那么等待他的就必然是断头台。以今天的观点，伯爵属于政治犯，不应被处以死刑，郭文同样也这样认为——尤其是伯爵作出了那样的善举之后。但在1793年，除了把他放走，就只有把他杀掉，这是革命利益和人道主义的直接交锋。郭文最终选择了人道主义，但这并不代表他就背弃了革命，他只是认为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他也为自己的行为做好了准备，那就是：死。他的老师，革命军政委西穆尔登，毫不犹豫地把他送上了断头台。在行刑的前一个晚上。西穆尔登和郭文有过一次促膝长谈。西穆尔登说到，他心目中的是一个绝对数学化的共和国，人民以法律为准绳，法律保障人民的利益。而郭文更想要一个理想化的共和国，在这里人民以良心作为自己的准则，人人有真正的平等。西穆尔登反驳他的理想过于虚无缥缈：诗，不要相信诗人。

郭文的理想共和国比西穆尔登的数学似的共和国的确来得更美好、更光明灿烂。试想一个人人互助，肝胆相照没有饥饿与贫困的共和国谁不想拥有呢？但问题在于这个梦实在是太大，大到法国的大革命不可能以他为目标。这当然不能说人不能怀有乌托邦式的理想。可用未来的理想来戕害现实中的革命——这种思想是伟大的，这种行为却是可耻的。郭文是个英雄，同时是个叛徒，所以郭文死了。西穆尔登深深的爱着郭文，所以西穆尔登也死了。那是1793年，一个悲惨的年份。

现在让我们离开1793年的战场，用2007年的眼光来看待雨果的人道主义。官方的说法是：“作为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人道主义，不可能解决其中的深刻矛盾 ”。也就是说，雨果那无上光荣的人道主义，是一个不能自洽的系统，不需要现实来阻挠，自己就会陷于崩溃。比方说，个人的人道主义和国家的人道主义出现矛盾是该怎么处理？当人道意味着伤害，人道还是人道吗？从根本上来讲，雨果的问题在于把“人道”绝对化了。什么东西一旦绝对化就必然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诸不知所谓“绝对的公理”或许并不存在。人只有物质上的存在被满足之后，精神上才会有追求公理的可能性。所谓的公理，也是人造物啊。必须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雨果人道主义中真正“不变”的因素——或曰“无关主义”的因素更多的只能作为人类行为的底线，而不是最高准则。比如要奉行人道主义，即不应该打仗，但战争的人道主义就是就是《日内瓦公约》。 要彻底的人道就要消灭贫困，但贫困的人道主义就是各种救济金和捐款。这是现实对人道主义的妥协，也是人道主义对现实的妥协。实际上，要我看，只要共产主义实现不了，完全的人道主义就统统地没戏。人是有人性，这不假。但要是有阶级的存在，人就也有阶级性。在某些情况下，阶级性甚至表现得更明显。因为一个人的阶级性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就是看问题的角度，同时，只要民族和国家不消亡，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就会永远是人们主流的价值观。在这种情况下，奢求绝对的人道主义，实在是强人所难。这也就是《93年》的结局令人难以理解的原因之一。

可就是这种妥协了的人道主义，这种底线的人道主义，在现实生活中当遇到冠冕堂皇的理由时也会不由分说地“靠边站”。具体事例实在是太多，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在这个层面上，雨果的人道主义是否正确、是否有局限性，也就不再重要：因为我们需要他。我们需要他来控诉一切反人类、反文明的罪行。我们需要他来揭穿一切虚伪的面具，拆穿政客的把戏。需他要在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狂热的时候提醒他们注意自己的良心。这个社会本身就不是自洽的。所以我们需要这种有缺陷的理论。在1793年革命的暴力可以理解，但这之后的暴力有太多以革命之名，行残害之实了！

结：以艺术之名

艺术正在被一前所未有的速度解构着、侮辱着、改变着。我不知道这是新的开始还是毁灭的前兆，正如革命和暴乱有些时候面目相似一样。对于以艺术之名来招摇撞骗的人们，我想说，你们的功力比起大师们还差得远，而你们的品德又实在不如那些解构艺术、看不起艺术的人！低俗但是大众，猥琐但是真实，泛滥但是乐此不疲，比起矜持的玩弄艺术不知要好多少倍！

但不是一个水平的东西，坚决不能拿来班门弄斧。轻小说贴近生活，能和学生的内心产生共鸣，这个不假。

但若非要以此来讨论形而上的东西，狂妄的和经典作品叫板，我要说：你们还未够班呢！

华丽但是空虚，行文如行云流水但缺乏坚实的支撑，用看似有深意实则矫情的话来捕获人心，用貌似曲折但是经不起推敲的情节来招揽读者。这其实无可厚非，并无什么过错，作者们也很有自知之明，对自己的作品总是把评价权下放给读者。但是读者尽到自己理智判断的责任了吗？给予一本小说不应有的高评价实际上是在败坏他的名声。把消遣用的作品奉若圣经从来都是愚蠢的行为。我本来想写一些《93年》的艺术手法及给我的感触。但我发现自己是在没有水平来从纯粹艺术角度上来评判这部作品。我只能说，联系到以前一些流行作品给我的感受，这部情节并不是那么出众的作品给人的艺术震撼是完全不同的。那是一种说不出的感染力，深扎在心目中，不能仅仅用“喜欢”来形容。或者说，你对这本书的思考，超过了书给你的：这就是所谓的伟大作品。

《93年》，或者连带其它经典作品，是那么一种东西：你会畏惧去读它，哪怕你翻开了书的第一页，也不见得能读下去多少。但无论如何，只要你开始，总有一天会把它读完并有自己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