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猫《激荡三十年后，静思》

1871年，日本开始史上最大刀阔斧的改革，明治维新，经济大步发展的同时，社会问题日益突出各种矛盾日益尖锐，36年后的1905年，时年38岁的夏目漱石以《我是猫》一举成名，获得广厚赞誉，更是被认为竖起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丰碑，在日本，享有“国民作家”的美誉。

在明治维新100年后，中国也进行了被誉为“世界史上最大规模减贫行动”的改革开放，从1978年开始至今，刚刚好是第三十年，正如凤凰卫视“腾飞中国”的广告宣传语所说，激荡三十年。一个事实是肯定的了，中国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三十年，也同样是社会问题此起彼伏如一只怎么斩也斩不完的九头怪，在这时候，重读夏目漱石先生的《我是猫》，尤其是最后一章，无异于一剂强心针。

小说的前面十章，无论结构或者所讲的道理均类似于杂文，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事无巨细描摹得都异常鲜活，读来嬉笑怒骂自成一体，文字品格妙趣横生。唯独最后的第十一章，老先生几乎是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说得神乎其神，专讲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且让我们看看先生都写了哪些玄妙之语。

首先是两个讨论的前提：

1.人只有两条道路可以进入绝对的境界，这两条道路就是艺术和恋爱。夫妻之爱就体现着其中之一。（上海译文新版P343）

2.如果你做别人不承认的事儿，不管那件事儿多么好，也是罪人嘛，所以说，人世间，罪人问题是最不可靠的了。（上海译文新版P353）

进入正题，小说中猫的主人跟他的知识分子朋友们讨论的是“密探”的问题。

1.东方的忘我与西方的自我

主人说：“在无意中摸人家的想法这就是密探...在不知不觉之中引出人家的话来，揣摩人家的想法，这就是密探...使用一大堆恐吓的语言，强迫人家听从，这就是密探。”应该说，这个程度上，“密探”代表了现代人之间的疏离与隔膜。

接着主人说了他认为的密探产生的原因：“现代人的密探倾向，原因全在于个人的自觉心过分的强烈。”（上海译文新版P368）并且，他进一步解释了他所说的“自觉心”：“现今人的所谓自觉心，可以书哦是过分懂得自己与他人之间有一条截然的利害鸿沟。而这种自觉心，随着文明的进展，一天比一天变得敏锐，从而到了最后，连举手投足都变得不能按自然行事...走进有镜子的房间，每次在镜子前通过都要照一下镜子，每一个瞬间都不能忘掉自己...睡梦中想的是我，醒来想的还是我，这个我到处不离身，结果人的言行只能是小里小气，只能把自己舒服得紧紧的，只能感觉人世是痛苦的。.....在这点上，当代人都成了密探式的人，窃贼式的人。密探干的是不让人发觉，偷偷摸摸尽量给自己找便宜的勾当，自然非有强烈的自觉心不可。窃贼也总在担心自己会不会被发现，所以也势必非有强烈的自觉心不可。现今的人，睡觉也好醒来也好，总在盘算怎么样对自己有利，自觉心和密探、窃贼一样强烈。在二十四小时中总是心神不宁，总在偷偷摸摸地行动，在走向坟墓之前一刻也不得安宁，这就是现代人的心态。”（上海译文新版P369）且不谈他说的现代人的状态是不是完全正确，起码有一点先生说对了，这种源自西方的个体的思想哲学，的确是消极、悲观的。（这里的消极、悲观，应该遵从哲学语境，与价值判断无关，仅表明一种趋向。）

主人的朋友独仙就说：“以往的人教人们忘掉自己，现在的人教人不要忘了自己，这完全不同。二十四小时中充满了自我意识。正因为如此，二十四小时中没有一刻是太平的。...一般人认为随着文明的发达，杀伐之气没有了，人与人的交际也稳当得多了，其实这是大错特错的。自觉心这样强烈怎么会稳当呢。这和相扑的力士，在比赛场地中互相揪住对方摆出不同的架势没什么两样嘛。在旁人看来以为这是极平稳的，而角力双方的本人不正是暗中使用极大的力量吗？”（上海译文新版P370）

当然，这都是在生时产生的意识形态分野，寒月对此提出了一个与东方忘我哲学相悖的观点：“生下来的时刻，谁也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就生下来了，可死的时候，看起来谁都感到难受。”连西方的学者都不讳言，西方的哲学是以满足低级的人类物欲需求为中心，而东方的哲学是“我们能想见的更加高等的哲学”（只是当今东方哲学系统化研究仍然落后于西方），但我们也都会面对这个悖论，再高等，也有面对低等的时候。孰是孰非，就留给大家自己判断了。

2.结婚将成为不可能？艺术将被绝对埋葬？

这一次，是叫迷亭的家伙发言了：“所有的生存者都主张其个性来，不管由谁来看，形成了一种好像都在主张你是你，我是我的风气。如果有两个人在途中相遇，则彼此都在想你既然是人，那么俺也是人，在彼此的内心里不服气地暗斗着，擦肩而过，个人就这样强大起来。也就是说，个人都对等地强大起来，个人也都对等地变得软弱。人在别人很难损害自己这点上，的确是强大了。但在不能轻易向别人动手这一点上，又明显地较过去软弱得多了。.....所以一方面固守着不需别人侵犯我的一根毫毛，同时有想哪怕能侵犯别人的半根好猫也好，硬是想要加强自己原本软弱的地方。人与人的空间就没有了.....总想尽量扩充自己，将自己膨胀到几乎炸裂的程度，使自己在无限痛苦中生存着。由于太痛苦，所以用各种方法寻找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余裕。.....即便在父母与子女之家能彼此也要尽量使对方听从自己，否则要吃亏，所以为了维持双方的安全，势必要分局。欧洲的文明史走在前面的，正由于父母承认儿子的个性，并给予尊重，所以这种良好的风俗才得以成立。.....勉强被抑制着的个性发展和伴随个性发展对它产生的尊重只念将要无限制地增加下去。...父子兄弟分开了，作为最后的方案，自然是夫妻分开。”（上海译文新版P379）

“艺术也和夫妻一样，归于同一命运。所谓个性的发展，就意味着个性的自由吧？所谓个性的自由，就意味着我市我，他人是他人吧？难道这种艺术果真能够存在吗？艺术之所以能够繁荣，是因为艺术家与享受着之间存在着共同的个性。....看看乔伊斯吧，看看梅瑞狄斯吧，他们的读者不是都很少吗？这当然要少，因为那种作品，如果不是具有那样个性的人，读起来肯定不会感到有趣，这又有什么办法呢。这种倾向渐渐发展下去，到了婚姻成为不到的的那种时候，艺术也就整个灭亡了。一旦到了你写的作品我完全不懂，我写的作品你完全不懂的时候，你和我之间，不是连什么艺术都不存在了吗？”（上海译文新版P382）

最后，先生还借独仙之口诉说了总结性的发言：“人的个性越自由，生活就越不自在。尼采之所以打出超人的旗号，完全是由于这种不自在感没有办法解决，才扭曲成那样的一种哲学的啊。......所以荷马也好，十五世纪的应该uominyao也好，虽然同样写超人的性格，但感觉却完全不一样，很乐天的嘛。写得很愉快嘛。——在古代只要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天下人就会集聚到他的伞下，这是令人非常愉快的。.....我们要求自由，获得了自由，获得自由的结果又痛感不自由。在东方，从古以来就讲求心得修养，这种做法是对的。个性发展的解雇哦是大家都得了神经衰弱症，当大家苦于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才开始发现‘王者之民荡荡然’这句话的价值，从而领悟了‘无为而化’这句绝不能小看的话。”（上海译文新版P383）

当然，这些也都是先生的一家之言，摘录下来，供大家共同鉴赏评论之。

论及东西方文化激荡下产生的不同的小说家，我认为，就大家比较熟识的，可以谈一谈村上春树与夏目漱石，当然，他们二人是否可以比较不是我所能妄言的，不过一个事实是，西方学界对这两人的研究不论是学者人数还是专著数量，都有得一拼，一方面，他们代表了几乎同一文化形态下成长起来的对立面的两种文化人，另一方面，他们也都是畅销书作者（笑）。

这么说，村上春树无疑是西方化的，无论从他描写的事物，还是从他所反应出的哲学思辨性，都是个体的，独立的，是以自我意识为中心的，这样的作家，一旦读者与他心有戚戚焉，很快就能以“我喜欢的作家”身份胜任愉快；而夏目漱石先生则更显充满了东方古典韵味，对日本群像众生的描绘，包括后来的《梦十夜》，几乎可以称得上“悲天悯人”了，这样的作家，也许不能让人迅速的喜欢上，但的确配得上“我最敬佩的作家”这样的身份。

一个比较有趣的题外话是，日本作家的创作路线总有相似之处，仅从我列比的村上春树和夏目漱石先生来看，他们前期的作品都是从实际出发，最后仍然都要走一个虚的套路出来，于村上，是那本《东京奇谈录》，于夏目漱石先生，则是那本后来为他赢得更广泛赞誉的《梦十夜》。

最后，要提一提上海译文新版的翻译者刘振瀛老先生，老先生风骨翻译界共知，《我是猫》是老先生生前最后一部译作。仅以拙文，向老先生表达崇敬缅怀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