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意忘言《是可译、孰不可译？！》

（去岁发表于《书城》，未改动。）

翻译是一个可以用来寄寓人世的琐屑与无奈的工种。尽管它在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人们并不认为这其中包含着太高的技术含量，特别是在传讯技术与外语教育颇为发达的今天。专职的翻译工作者常常会被认为是在从事一项重复性高，缺乏智力挑战的工作。妙译使译者可以被忽略不计，而劣译则让读者立时义愤填膺。无伤大雅的误译，往往就成了笑柄。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第三幕第一场的那个小角色被仙王奥布朗下令安装了个驴头，他的同伴见了惊叫：“天啊！你被翻译了(Thou art translated)！”世人眼中的翻译，想来大多是驴唇不对马嘴的。

但读过李奭学这本《得意忘言：翻译、文学与文化评论》之后，人们对翻译的认识应当会有一个巨大的改观。虽然本书兼及文学与文化，但对翻译的论述其实是无可争辩的亮点。

作者首先从认知的高度为翻译正名，因为翻译在学院内外都“已经自我技术化”。“然而仅凭技术而无理论却不足以升格成为‘学术性的’学科。”他提出“翻译乃语言的交换活动，而语言又是人类行为的基础，所涉有理解的问题，亦即触及了诠释学的内容”。（《得意忘言》，33 到 34 页）

李奭学的这一论断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杰出的比较文学家乔治·斯泰纳(George Steiner)在其初版于 1975 年的论著《巴别塔之后》(After Babel)中，提出了一个激进的观点：一切理解都是一种“翻译”。斯泰纳认为，由于语言一直都被用来不尽人意地表达思想和主意，所有的言语皆可目为翻译。这样，翻译从一个必要而尴尬的范畴中脱身，成为了理解和沟通的基石。

斯泰纳并非故作惊人语。翻译学科在经历了机器翻译、形式逻辑模型与语言转换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等实践与理论的影响之后，于 20 世纪 60 年代经历了一次朝向阐释学的回归。对德国批评家瓦尔特·本雅明的论文《译者的职责》(1923)的重新发掘，以及海德格尔及其弟子伽达默尔的现象学，使得人们渐渐对机械翻译失却了信心，而开始逐渐返回到对翻译的玄学思考上来。（斯泰纳《巴别塔之后》第三版，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8 年，249-250 页）

本书也多次提到本雅明的翻译理论，并且上追至柏拉图的“理式”(eidos)概念，以阐发本雅明所谓的“纯粹语言”。他认为，翻译是一种模态(mode)，其终极目的为表达各种语言间最核心的互动关系，“有助于重返天人合一的本体语言”，也就是他所说的纯粹语言(pure language)。译文要包含原文的意指模态(mode of signification)，使得原文和译文可以清楚地被认作一个更大的语言的碎片。二者之间的联系，就是“可译性”。而译文，因为和自身的意思是松散地联结在一起的，不具备“可译性”。

翻译理论界并非唯本雅明独尊，但他的学说的确是李奭学最大的灵感之源。与本书同名的《得意忘言》一文，巧妙地借用了《庄子·物外篇》中的名典来说明本雅明的翻译概念其实是“事与心印的直观活动，可以因之而认识万物的‘本质’或其‘精髓’”，而非简单的信息传递。因此，翻译本身是一门具有创造性的模仿艺术(mimetic art)，是具有艺术特有的自足性，而译者，也是具有主体性的创造者，乃至“成为信众仰之弥高的灵魂救赎者。”

这些译论听来玄远，其实有着极为迫切的相关性。在现代性的语境中，知识与信仰/智慧的分离，导致了人类不可避免的异化。“纯粹语言”几乎是一个宗教概念，弥合了知识与本体传统的主客断裂，也超越了科学主义的范式。阐释学派的伽达默尔认为，历史本身就是阐释，意义和言语殊难分离，“所有的一切都通过语言存在”。所以走向“纯粹语言”的翻译，也就担当了用现象学还原的做法解读历史的重任。

李奭学由翻译而兼及文学与文化，其视界之开豁，时间跨度之大是惊人的，且有着深刻的历史感。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三次大规模翻译浪潮（佛经汉译、早期基督教传教士翻译《圣经》和“西学东渐”），他都有所谈及，且相互鉴照。如关于中文“龙”的意象如何被讹误作英文中的’dragon’一词，他做了非常精密的考证爬梳。最为可贵的是，作者在熟读原始文本和翻译文学作品的同时，也对文学和译学理论有深入的思考。理论与实践相互催生，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如他发挥了本雅明的译论，提出译入本国文字的外国文学作品也应当归属本国文学的范畴，无形中点出了本雅明受到歌德“世界文学”观念的影响。在阅读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时，不忘用康熙朝罗马教廷的“帝国主义”野心反切。

《得意忘言》如同斯泰纳在《巴别塔之后》中所希冀的，通过对文本的词语和句法的细读，构拟出一个历史性的“意向”。语言处在永久的变动中，当今的哲学思想使我们对自身的精神进程可以做出仔细而耐心的体察与分析。李奭学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值得称颂的阅读模式：暂停我们不假思索的自然条件反射，赋予阅读以一种有教益的、可引起论辩的，以及考证确凿的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