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錄集釋全校本（全三冊）《顾炎武谈文人与文章》

读《日知录》卷十八、十九，多谈治学、作文之方，感慨良多，往日未曾细读，甚为愧悔。

卷十八《勘书》条云：“凡勘书必用能读书之人。”具体例子就不及细举，他用的是《焦氏易林》和梁简文帝《长安道诗》。亭林对于后世臆改文字之风，很是不满，直云为“大害”。

卷十九《文人之多》条云：“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固有不识经术，不通古今，而自命为文人者矣。”并举宋刘挚之训子孙：“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黄汝成集释用亭林《与友人书》证明亭林此观念并非偶然：“仆自读此一言，便绝应酬文字，所以养其器识而不堕于文人也。中孚为其先妣求传再三，终已辞之。盖止为一人一家之事，而无关于经术治理之大，则不作也。”李颙乃关学名家，与亭林情若骨肉，请他为母亲作传，竟然毫不犹豫拒绝。未免有些不近人情。

亭林此论之轻视文人，只怕也多少有些问题的，在今天看来，文人与救世之思想，不过是社会分工之不同而已，并无高下之分。而且文章与思想之间并非就可以简单划清的，文兼经史，经史兼文，都是很常见的。当然，亭林自己的文字，就是名传千古的文字，正合于他把文字视为经术工具的思想，也是艰苦卓绝生涯和思想的体现。

《文人模仿之病》云：《曲礼》之训“毋剿说，毋雷同”，此古人立言之本。诚哉斯言！我想象不出，一个人的文字只是以嚼他人的剩饭为目的，会有什么写作的热情，思非己出，文非己有，不过应付差事而已。何谈文章之事！当然，我在此要把自己在博客上的抄书作一区别，并非撇清自己，而是自认在此不过做一材料积累，与朋友的讨论而已，与严肃的文章无关。

《文章繁简》条云：“辞主乎达，不论其繁与简也。繁简之论兴，而文亡矣。《史记》之繁处必胜于《汉书》之简处。《新唐书》之简也，不简于事而简于文，其所以病也。”此论可谓一语中的。文章的目的在于表达思想、记叙事情明晰，短短几句话就可以表述清楚的，非要数千言，则反成累赘。心中只要有多少字才够标准这样的想法，目的不在思想和叙事了，而在于文字的数量，失其本矣。各位读《日知录》即可知亭林如何处理文字繁简的，多的一条有几千字，少的甚至不过十几字而已。

《文人求古之病》：“以今日之地为不古，而借古地名；以今日之官为不古，而借古官名；舍今日恒用之字，而借古字之通用者，皆文人自盖其俚浅也。”今日之好学者，常以古文为雅，是否合适呢？要看对象和环境，也要看自己的文字能力。写给大家的文字，自当用清楚、明白的白话文，偶有文白相杂处，亦不必忌讳，文白之间何尝有绝对的界限？如给同好写信，以古文作文，亦未尝不可。

亭林《日知录》，本为治世之用，而我在此不过撮抄几条有关文章的条目，愧对前辈大儒训诲。然正如亭林此类文字所示，小道关乎大道，亦不可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