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风格化的美学 触摸历史与现实——电影《北方一片苍茫》观后

电影《北方一片苍茫》剧照 

　　电影《北方一片苍茫》是蔡成杰导演的处女作，影片定位在中国北方一个闭塞、落后的村庄，这里依然流传着靠萨满大仙来驱邪避灾的民俗。导演在这样的语境中娓娓道来，以异化、荒诞等手法反映当下社会现实，达到了对丑陋社会事态揭露、揶揄和讽刺的效果，构建了一出当代中国农村社会视域下的悲剧故事。

　　风格化的悲剧美学  

　　导演构建了一个魔幻现实主义世界，并通过色彩、镜头语言、符号的运用呈现出了一种独具风格的悲剧美学。影片以黑白摄影为主，间或穿插彩色摄影。黑白色调奠定了影片的主基调——荒凉、苍茫、悲怆、荒诞，代表了影片企图表现的“现实” 。而间或出现的色彩——五彩玻璃、烧红的火盆、七彩壁灯、窗前的孩子——无不在彰显着想象中的圣洁、温暖和美好。如果黑白代表现实，彩色则指向虚幻。

　　配合着影片的色彩，其中的景别和构图也别有深意。黑白色彩下的场景，主人公王二好几乎没有正面近景镜头。或者是全景，不见人脸，或者是被前景遮挡，甚或是干脆背对镜头。如开片大全景展现的荒原林场，人物被压缩在画面右下角；二好向村长提出借住大队时，人物居画左，被前景蒸腾的水汽遮挡得严严实实；二好向秃脑袋要钱时，两人站在车前，摄影机从驾驶室拍摄，二好完全背对镜头，只剩一团模糊的黑影。人物面容的不在场，仿佛无声地控诉着二好作为边缘人被社会抛弃的事实。而这种事实通过黑白摄影贯穿全片，指认着影片中的“现实” 。

　　与此相对的是彩色镜头下，导演终于以正面近景镜头表现二好，且稳稳居于画面正中。最典型的一场戏是全村人在聋四爷家中把二好奉为“普度众生苦，仙女下凡尘”的神明。众人围坐在炕上，二好居于正中，背景是彩色格子窗，前景是炕上的餐桌，桌上左右各摆着一根蜡烛，恰好在二好左右两侧。画面中二好表现出一种中世纪哥特教堂中圣母般的美感，圣洁又悲怆。此时居中的二好无疑是村民心中祛病镇宅的神仙的能指。彩色镜头指向虚无，只有在想象中，二好才有身份被社会接纳，成为其中一员。

　　片中，导演通过符号的运用来揭示主题。开片第一个镜头就是白茫茫雪地中一只白狐。第二个镜头是雪地中，二好从远处走来。这两个镜头的衔接，意义不言自明——白狐即是二好的象征。片中二好被村民枪杀，“复活”后便有了神力，能起死回生，点石成金。村民对二好的态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此后二好救了一只白狐，这个场景象征着二好内心期待着被拯救，渴望被主流社会接纳。片尾，一只死去的白狐，预示着二好最终的心死，再次被主流社会抛弃，个体生命陷入绝望。

　　导演以风格化的美学形式触摸了自己身处的历史与现实，此间的电影艺术再度揭示了深刻的社会问题——在蒙昧落后的乡村，人性的扭曲与贪婪依然是国民性中冲刷不掉的底色。近年上映的影片如《喊山》 《爆裂无声》《荒城记》等也对此进行了讨论，村民抑或说暴民的“恶”与主人公人性的“善”形成鲜明的对比，但个体的“善”终究没有抵过乌合之众的集体绞杀，“善”的死亡成为影片悲剧性的读解。

　　段落式环形叙事  

　　影片采用了一种段落式环形结构来进行叙事。所谓段落式，是指影片的叙事推进具有明显的阶段性、段落性特征，有些段落彼此独立、互不影响，且段落的前后顺序对影片叙事没有直接影响。如片中二好开始萨满生意后，给孩子换性别、山中救狐狸、去村民家驱邪等段落都是相互独立、平行的，事件顺序的改变不会直接影响影片的叙事。这种段落式美学深受中国受众追捧，当下的国产影片，尤其是喜剧类型片越来越多采用段落式叙事方式。但在本片中，有些段落的设置与叙事相对疏离，使影片整体产生割裂。如片头二好被老豆腐玷污，该情节的描述增加了人物的悲剧色彩，但是对人物接下来的行为动机、性格变化都没有直接影响，而老豆腐这个人物也就此消失，没有加入到故事叙事中来。该段落的设置略显独立，破坏了文本的连贯性。

　　除段落式叙事，影片采用环形结构进行讲述。初始情境是二好失去丈夫，无家可归，成为被村民放逐的对象，过程中，却误打误撞被村民奉为“普度众生”的神仙，村民要为她做法事，显真身。二好迫于生计顺势做起了迷信生意，内里仍在导人向善。但在影片结尾处，村长出于利益驱使，带头向二好泼百家尿“送神” ，二好再度成为被弃绝的对象。随后石头被炸死，二好失去了相濡以沫的家人，连唯一的住处——面包车，也被一个声称要娶她的人开走。至此，她再次成为无依无靠的、没有住处的、被抛弃的人。影片的环形结构，使终点成为起点，主人公的努力以失败告终，这显然是一出残暴的悲剧，也映衬了影片的片名——北方一片苍茫。以法国叙事学家格雷马斯提出的相关理论来看，二好集主体与发出者为一身，是被元社会——这个充满危机与矛盾的村庄所放逐的可怜人，在经过个人努力与奋斗后，并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可，反而再度被抛弃，这无疑揭示了二好悲剧的人物命运，同时指认出作为凶手的村民道德的缺失和人性的空白。

　　从社会层面而言，二好在与外部社会困境斗争的过程中，没有重新整合起自己的社群，她是失败者。而在个人的层面，这个遭遇挫败，体认着匮乏的个人在拯救社会的过程中，并未治愈自我的精神创伤，个体生命再次陷入绝望。从这一角度而言，影片无疑建构了一出萧瑟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