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崖之上》：以生命赴使命

电影《悬崖之上》海报 

　　作为一部商业类型片，《悬崖之上》以人民史观还原时代，注重故事内核和人物形象塑造，在整体克制的感觉中营造了有情的革命话语。在此基础上，它接通历史，唤醒革命精神、英雄精神，表达了“悬崖之上总有光”的主题。

　   以人民史观还原时代 

　　在国产类型片的序列中，谍战片是相对薄弱的一类，《风声》之后鲜有佳作。张艺谋的《悬崖之上》以扎实的剧作、成熟的电影语言、精彩的表演令人眼前一亮，推动了国产谍战类型片的发展。与传统的谍战类型不同，《悬崖之上》并没有采取“超级英雄”的叙事策略，反而独特地使用了群像的塑造，是一部以人民史观还原时代的影片。

　　影片讲述了20世纪30年代从苏联回国完成代号为“乌特拉”的绝密行动的中国共产党特工与敌人斗智斗勇的故事。张艺谋坦言，《悬崖之上》是其导演生涯中第一部“塑造群像”的作品，他拍这部电影很投入。在电影中，11个主要人物各具特色，如何在表现谍战情节、用统一的主题贯穿其中的同时，将每个人物的性格特质都表现出来，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与隐秘而伟大的“乌特拉”行动相较，这些背后的无名英雄被湮没在庞杂的历史角落中。更重要的是，“乌特拉”行动只是无数个行动之一，从这个层面来说，无数的无名英雄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的宏大是既成的，贯穿其中的不仅是不断向前的历史事件，还有一个个鲜活的、充满情感的人。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去看待历史、表现历史、还原历史，是人民史观在影片中的具体呈现。

　　值得指出的是，建立在人民史观的群像塑造还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谍战类型固有的“烧脑”情节营造。在《悬崖之上》里，故事大约进行到中间时，片中的每个人物都向观众亮明了身份，此时观众对角色面对的危险和任务的完成拥有全知视角，而片中人却彼此并不知情。希区柯克的“炸弹理论”指出，有三个人在玩扑克牌，在牌桌下有一颗炸弹，如果叙述者只是讲述三个人玩牌，然后突然爆炸了，那么故事就毫无悬念；但如果叙述者事先将炸弹的存在告诉观众，然后再展示三个不知情的人玩牌，那么观众就会时时刻刻关心炸弹什么时候爆炸。也就是说，炸弹是危机的展示，在观众的全知和片中人的未知之间形成了悬念。同时，当片中未知的人越多，其间的张力也随之越大，《悬崖之上》的悬念和张力恰呈现于群像的塑造中。最终，人民的力量获得胜利。“乌特拉”在俄文中的意思是“黎明”，经历了漫长的黑暗，黎明之光必将到来。

　　悬崖之上“有情”的革命话语 

　　作为一部类型片，《悬崖之上》的成功密码在于故事的逻辑自洽和人物的立体可信。英雄来自人民，一部戏是因人而作，换言之，如何在故事营造中在嵌入崇高的情境里，令人信服地形塑故事中的人物形象是重中之重。在影片中，张宪臣、王郁、楚良、周乙、小兰是英雄，他们果敢忠诚，为了革命的信仰舍生忘死、勇于牺牲。不过，与传统英雄描摹的手法不同，《悬崖之上》巧妙地在革命话语中注入情感的力量，人物形象因此丰富丰满、富有独特的创造性和迷人的魅力。

　　女主演秦海璐表示，自己饰演的女特工王郁不是“十项全能”，而是一个像普通人一样的特工。男主角朱亚文说，他扮演的留学苏联的高材生特工楚良是一个有着坚定革命信念同时怀有纯真爱情冲动的普通人。他们身上融合了革命和情感的双重性，形成了“有情”的革命话语。“‘抒情’之为物，来自诗性自我与历史世变最惊心动魄的碰撞。”它是一种类型，也是一种情感结构，还是一种史观的向往，包含一种隐秘的原动力。《悬崖之上》正是以浪漫传奇形式在个体与历史中书写了“有情”的革命话语。张艺谋称，这是一部“极冷又极热”的电影。它的“冷”来自于整体基调的渲染。雪作为影片的核心视觉符号，奠定了凛冽又有诗意的气质。一直在下的雪一方面体现出物理环境和时代环境的“极冷”，另一方面也反衬出人物内心的“极热”，而“有情”便在其间生成了。它源于英雄人物使命召唤和投注全新征程的果敢与荣光，更来自夫妻间的一句“活着的去找孩子”，来自父亲看向孩子的眼神，来自躲在卫生间无声的痛哭，来自为了伙伴勇于牺牲的精神，来自对纯真爱情的守候，来自无处不在的道德抉择的难题……这些贯穿于谍战情节里的细节共同建构了革命话语的“有情”。

　　毫无疑问，《悬崖之上》的剧作是经得起推敲的。影片改编自全勇先的小说《霍尔瓦特大街》，故事来自全勇先的剧本。其中比较大的改动是，在原先的剧本中，仅交待核心任务是“乌特拉”行动，没有解释这个行动具体是什么，故事主要聚焦于四个特工如何在敌人设下的圈套中求生。影片在拍摄过程中清晰了具体任务是什么，这一改动使人物的行为动机更加明确，人物的革命信仰和对精神救赎的追求也更具信服度，之后的牺牲也更符合行为逻辑。正如张艺谋所说：“当具体任务不存在，或者任务是虚无的时候，人的信仰是没有依托点的。因此任务的后面要展现的，就是信仰、热血和牺牲，而信仰和热血要有具体的目标、要有具体为之奋斗的事情，才足够支撑叙事的开展。”与挣扎求生的本能相比，信仰支撑的行动、充满关爱的陪伴和不断成长的内在自我使革命的话语更添一份诗意，凸显了它的“有情”和对心理的影响。

　　电影作为“精神经济学”：接通历史，唤醒精神 

　　我认为，电影是一种观看的媒介，也是一种“精神经济学”，与观众、与历史和现实产生莫大的联系，它的价值在这种联系、协商和对话中得以实现。在这个意义上，电影是沟通观众与历史和现实的桥梁。观众在影片的观看中，通过对叙事和人物的接受，接通历史，获得更为普遍的体验，进而完成了对不断加强的道德力度、革命精神、英雄精神的询唤。就《悬崖之上》而言，张宪臣、王郁、楚良、小兰、周乙是行走在悬崖之上的人，他们身处黑暗，无法与失散的儿女团聚，不能用真实的身份示人，面临着随时可能被逮捕甚至死亡的危险处境。然而，悬崖尽管深百尺，血泪却可穿山石。信仰是生命中的光，照亮了冒险之旅和黑暗的前行之路，他们为了黎明的到来默默战斗和奉献，在身份暴露后勇于牺牲、舍生取义。他们是最具生命力的人，是坚持信仰的革命战士，是坚持战斗的无名英雄，用行为诠释了“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的高尚精神。

　　这份精神需要唤醒，英雄的力量需要接续，英雄的故事需要被更多的人知晓。只有这样，它的精神才能被传承下来，获得自我洞见和当下性的驱动力。今天的和平年代和美好生活来之不易，无数英雄先烈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因此只有建设好国家，大力发扬民主和科学的精神，才能无愧于为革命牺牲的无数先烈。历史的意义在于“记得”，它不仅仅是事件的历史，还是精神的历史。《悬崖之上》中的英雄虽是“过去式”的，然而它的精神却是“现在式”和“未来式”的。相信这样的故事能够广泛传播，接通历史，唤醒精神，融合文化，让更多人在历史与现实、现代与未来中获得前行的精神动力。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