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妇人》：姐妹情谊书写的跨时代变调

　　前不久的第92届奥斯卡角逐中，由执导过《伯德小姐》的格蕾塔·葛韦格导演的电影《小妇人》获得了最佳影片、最佳女主角等多项提名，可惜最终只收获了最佳服装设计奖。

《小妇人》剧照 

　　从文本到银幕，路易莎·梅·奥尔科特在19世纪写就的这个四姐妹的故事，跨越了150多年，依旧保持着其独有的魅力，不断被翻拍和改编为多个版本。相较1933年、1949年、1994年拍摄的版本，21世纪版的电影《小妇人》在服饰、音乐上更符合当代人的审美，在剧情的改编上也更容易令年轻的受众产生共鸣。经典之所以成为创作的蓝本，缘由就在于从文本中总能挖掘出潜在价值，提炼出跨时代的脉动——它们在被不同时代阅读者接受的过程中得到新的阐释和启迪，从而形成一种经典年轻化的社会风尚，这也正是跨时代阅读的意义所在。

　　作为一部半自传体的小说《小妇人》，奥尔科特将自己生活的背景和理想投射其中。美国南北战争时期，马奇先生离家远赴战场，马奇太太便和四个女儿相依为命，虽然生活窘迫，但其乐融融。大姐梅格，温柔大方，热爱戏剧，向往婚姻生活。二姐乔，热情活泼，投身于创作，有着自由独立的品格。三姐贝思内向娴静，喜欢弹钢琴，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小妹艾米任性张扬，幻想成为画家，野心十足。四姐妹才华横溢，在艺术上各有千秋，性格也迥异，成长中走向了不同的命运轨迹。

　　就像弗吉尼亚·伍尔芙将其自身植入到小说《到灯塔去》一样，二姐乔正是作者的化身，她用一支笔为自己的理想勾画出了完美的明天，也为经济并不宽裕的家撑起了一片天。写作赋予她的这番魄力，也是她快乐的源泉所在。当马奇先生在家庭生活中缺席，乔就担任起了四姐妹之中“领头羊”的角色，马奇太太则是精神导师，教导她们仁慈善良，热爱生命，鼓励她们出去见世面，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文本中四姐妹的人物设置在小说中并不罕见，无独有偶，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的长篇小说《细雪》以日本大户人家的四姐妹为背景，展现出了一幅上流社会女性婚姻以及生活习俗的浮世绘。那么，这样的人物设置究竟有何用意？

　　以传统观点来看，女性向来被视为受压迫的弱势群体，在主流话语中缺乏属于她们自己的声音，如此不平等渗透到社交往来的种种细节中，基于这样的歧视，女性便有了自己的联盟——“姐妹情谊”。其中的“姐妹”二字并不局限于血缘，而是将范畴扩大到同一阶级、种族或是同一阵营之中的女性，纽带的维系全靠彼此的默契与扶持，就像后台排着队相互调整服饰的舞者。如今，她们共同对抗现实的劫难，远远多过抵抗男权社会的压迫，赢得自我的权利与自由。父权的缺席给了她们大展拳脚的空间，在不依靠男性的情形之下，面对恶意与强势，她们不再强迫自己顺从，以坚韧的姿态掌控命运，就像伍尔芙所说的，“拥有一间自己的房子”。

　　与小说文本按照马奇家族四姐妹从小到大的成长叙事不同，新版电影打破了时间的线性进程，从她们长大后的境况着手，穿插着倒叙的回忆与诉说的同时，也将她们一路走来的坎坷与欢乐铺陈开来：大姐梅格已为人妻，二姐乔为写作的理想离家打拼，三姐贝思身患重病，小妹艾米跻身上流社会，与曾经追求过二姐的劳里喜结连理。四姐妹在成长之中也少不了“互相伤害”，然而更多的是互相包容、鼓励与扶助，就像左手帮了右手。

　　无论是张爱玲《半生缘》，还是简·奥斯汀《理智与情感》《傲慢与偏见》，婚姻与家庭是女性永恒的话题，如何权衡它们与自身发展的问题也困扰着四姐妹。如果说大姐梅格追求的是传统的女性生活，最为现实，二姐乔探索的是理想的可能性，那么小妹艾米则心怀世俗与梦想的两个世界——她羡慕乔的才华，同时认为婚姻是以金钱来保证的，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才能实现她的画家梦，最终嫁给劳里跨入精英阶层。

　　劳里身居豪门，整天无所事事，马奇一家填补了他对女性的想象，尤其是乔的坚毅独立，让他爱慕不已。乔先是拒绝了劳里的表白，后远离家人的庇护外出追梦，在小说里，她嫁给了巴尔教授，成为他的助手，而电影里却有着一个开放式的结局：乔的小说获得青睐，与出版商斗智斗勇的她同意让小说里的乔走进婚姻来为自己争取更大的利益……葛韦格的改编顺应了作者真实的命运，在“嫁得好”之外，让乔找到了属于她的幸福归宿。

　　“我们都有梦想，却总是为现实妥协。但帮助我们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的，永远是那些爱我们的人。”无论是叛逆抑或妥协，姐妹的成长经历了自我意识的觉醒，除了爱情与奉献，女性不再去被迫做出选择，而是勇于尝试社会角色的多元化，实现自我蜕变。倾注了新时代女性思想的新版电影呈现了女性对爱情、事业、婚姻、生活的多样的选择和各自的美好，为已风靡世界150多年的《小妇人》加入了全新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