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红花绿叶》：验验爱情的“瓤瓤子”

电影《红花绿叶》海报

　　“七夕”之际，电影《红花绿叶》上映了，我注意到，有的宣发文案有意识地渲染这个时间点。这些年，或许与产业化有关，电影总讲究进入某个“档”，据说这样有助于击中某类观众群体观影的诉求以及他们兜里的钱包。然而，正如“七夕”被贴上“情人节”的标签有些无厘头一样，《红花绿叶》虽也可算“爱情片”，其实与都市背景下商业化的“爱情”毫无关系，更不是有些电视剧里的“乡村爱情故事”。这多少解释了这部影片排片之少与票房之低。 　　说到排片，让人想起2016年的电影《百鸟朝凤》，就上映时的排片状况而言，两部影片的命运有些相似。不过，二者的差异其实更加明显。如各自片名所示，“百鸟朝凤”很诗意也很文艺，但影片在表现“匡扶”人心的道德冲动，在慨叹传统之丧、世风之变中折射出宏大的家国主题。“红花绿叶”虽也提出了伦理拷问，但这种拷问因为诉诸普遍人性，故而淡泊安宁得有些“佛系”，仿佛只想给观众静静地讲述一份属于普通人的情感，让观者的心灵在他者的故事里得到停靠。作为一部从取景到演员都不够“养眼”的电影，它确为一部“洗心”之作。 　　忠厚老实的回族青年古柏身患癫痫，一直在家务农，经媒人撮合，娶了回族姑娘阿西燕。为了让婚事顺利进行，“狡猾”的媒婆对阿西燕隐瞒了古柏的病，同时也对古柏隐瞒了阿西燕的未婚夫车祸身亡的往事。后来，两个“秘密”都在不经意间被揭穿了。于是，小夫妻的心里长了刺、堵了气，产生了矛盾。阿西燕回了娘家，古柏旧疾复发。 　　这样的故事开头和结构历史悠久，传统相声《巧嘴媒婆》就是如此。不过，《红花绿叶》并不是想讽刺媒婆，而是从这里抻出叙事的一个线头，以便细腻地讲述古柏和阿西燕与对方的和解。其实，这也是他们各自与自己的和解，更是这对青年在人间的历练与成长。而影片中欲说还休的宗教文化背景，又使心灵磨炼具有了神圣的超越性。 　　我们看到一种真正的爱情如何在“媒妁之言”的外壳下生产出来，并最终冲破了这个外壳获得了升华，看到古柏对阿西燕的爱如久蓄的河水奔涌，看到阿西燕对古柏的怜惜转变为炽热的爱恋，还看到了现在的影片中几乎很难见到的含蓄得让年轻观众失笑的“滚床单”场面。有意味的是，创作者没有把最动人的部分安排给爱情的迸发，而是安排在了阿西燕怀孕后两人感情的再次升华：温馨的婚房内，电视机播放着充满童趣的节目，阿西燕娇憨地半躺在床上，古柏在床前的地上搓洗着衣服。忽然，阿西燕说要吃生葵花子，大半夜的，古柏摸到地里偷摘葵花，而且偷了两次。我想，没有人会怀疑，这是爱情，一种不论在艺术中生活中，都久违了的爱情。 　　影片中两人结婚前，古柏妈要古柏陪阿西燕到城里买衣服，因为女方要借此“验验人”。对此，古柏有些紧张。他说：不会验的验个皮皮子，会验的验个瓤瓤子，而自己的皮皮子和瓤瓤子都欠佳。如果套用一下这句话，与现在不少以“爱情”为名的影视作品只表现爱情的“皮皮子”不同，《红花绿叶》要给观众看的是爱情的“瓤瓤子”。 　　古柏和阿西燕的爱情没有死去活来、惊天动地，也没有一掷千金、海誓山盟。但我们看着这种情感从古柏、阿西燕的内心深处慢慢而坚定地生长出来，创作者以舒缓而执拗的手法，展现它还是种子时的青涩，它长出绿叶的喜悦、开出红花的艳丽。而且，催动着这生机不断壮大从而构成叙事动力的，不是外在的矛盾，是有如神启的内心思虑。这样的爱情有深厚的生活气息，符合中国人内在的文化感，也符合建立回族人民的风俗和宗教信仰上的淳朴道德感，比如，古柏第二次偷葵花回来后，嚅嚅地说，阿西燕要是再想吃，就去买，“你现在怀着孕，吃的东西更要干净”。这些不经意的言语，想来都经过创作者的反复锤炼，十分耐人寻味。 　　正因为如此，《红花绿叶》从人物到故事都有了一种独特的味道，既不典型化，也不类型化，它就是生活本身，或者说，因为对生活本身具有力量的信念，表现出了拒绝“标签化”的倔强姿态。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用“隔”与“不隔”来区分文艺作品的境界。“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妙就妙在“不隔”。我想，《红花绿叶》大体也可归入“不隔”之列。它平视着凡间的生活以及普通人的命运，既没有把生活刻意崇高化，也没有居高临下地对生灵报以怜悯的目光。 　　《红花绿叶》的语言很有特色，剧中人全程讲宁夏方言，还加入了不少回族人民独有的词汇。这无疑有助于塑造作品的风格，增强影片的识别度，而且为全部故事营造了一个特定而自足的场域。这片场域与城里的“花花世界”截然不同，具有田园诗的特征，纯洁而宁静。古柏和阿西燕的世界里也有贫富差距，也有为了一份低保的角力。但这些强大的现实力量在影片的世界里只是暗透消息的点缀。真正维系这个世界的是乡土社会的逻辑，以及支配这逻辑的内心律令。在这里，乡土的智慧足以应付生活。比如，古柏和阿西燕成婚后，各睡各的。古柏妈略施小计，从儿子儿媳炕上抱走了一床被子，成功地对阿西燕心理转变起到了催化作用。 　　语言更为塑造人物形象立了汗马功劳。语言的实质是文化，而文化的背后是人，在地理空间、历史传统和现实生活中登场的具体的人。古柏是这样的“人”，阿西燕也是。他们的心灵都纯净透明，没有被世俗所玷污。他们的语言则给了他们隔离外部都市的天然屏障。我不知道是否是创作者有意为之，影片中似乎只有“大夫爸”偶尔会说出一句半句普通话，也只有他拥有一个不太回族的名字“李峰”，而且，大夫的身份又让他时不时地试图用医学知识规训古柏的生活，这一切，让他成为现代社会的唯一象征。但最后，创作者意味深长地让他移民离开了山村。 　　当古柏与骑着摩托车的弟弟告别，与开着汽车的“大夫爸”告别，用自行车推着阿西燕在雪地里缓缓前行，影片戛然而止。乍一看，故事没有讲完，多少有些令人意外，但仔细想来，这可能是唯一的结局，也只有如此，才能继续保留影片中的乌托邦色彩，以及那些寄托了创作者理想主义情怀的干净灵魂。一如片中那句让人印象深刻的话：“哪怕是个残缺的麻雀，它的指望也是全美的”。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中国文艺评论》杂志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