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红色土司》：羌族英雄与民族共同体

　　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羌族这一古老的民族对于国家民族建构有着重要的影响。早在三千多年前，殷代甲骨文中就有关于羌人的记载，在羌族的发展历程中，曾出现了炎帝、大禹、李元昊等历史名人，生活在上世纪之初的安登榜是羌族英雄谱系中重要的一员，由羌族第一代导演艺兮执导的《红色土司》根据安登榜的真实经历改编，影片截取了安登榜1933年按照世袭制继任长官至1935年遭国民党伏击不幸罹难这一段时间，讲述了他被国民党所迫害、流亡到积极帮助红军征战的过程，是我国首部羌族革命英雄题材电影。

　　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羌族就进入电影人的视野，1960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张辛实导演执导的黑白故事片《羌笛颂》，讲述了女红军董永贞率领羌族群众与国民党反动区长张华德和羌族反动分子陈泰保斗争直至牺牲的故事。影片以阶级斗争的叙事内核，参与到“十七年”电影时期国家民族文化记忆建构中。2008年由韩万峰导演执导的《尔玛的婚礼》讲述了羌族姑娘尔玛依娜与汉族教师刘大川恋爱结婚，尔玛坚持按照羌寨传统习俗举办婚礼，大川却希望按照有权有势的姑妈的“旨意”在县城举办婚礼的故事。这是我国一部采用羌语拍摄的羌族原生态电影，影片探讨反思了现代文化对传统民族文化的冲击。不同于前两部导演的汉族身份，《红色土司》导演艺兮是土生土长的羌族人，出于对民族历史的熟稔与对民族文化的热爱，导演选取了安登榜这一民族英雄作为表现对象，导演站在本民族文化的原点，以内视角的方式，回溯本民族历史、重构民族记忆。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献礼影片，《红色土司》与《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同属于献礼片的影像序列，《我和我的祖国》以平民史观切入平凡人物的小故事，使得个体对于国家的记忆和情绪在潜移默化中累积；《中国机长》将对平民英雄的刻画融入灾难电影的类型节奏中，在对中国机长的礼赞中融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红色土司》则是通过对民族历史的自省与民族英雄的影像谱写了献礼片的多彩乐章。

　　据史料记载，安登榜家族是明代嘉靖年间授封的羌族世代土司，安登榜年幼时已经能通晓羌、汉、藏三族语言，并且能用汉语作文赋诗；年少时喜欢钻山穿林，猎物打枪，并练得一手好枪法。但是《红色土司》并未将安登榜传奇化、神圣化，而是以历史在场的方式表述安登榜这一民族英雄。1933年8月25日，叠溪发生7.5级大地震，伤亡惨重，而此时国民党反动派罔顾人民安危，仍然强制纳粮征税、横征暴敛，欲“以夷制夷”，企图利用在羌人中具有威望的安登榜来敲诈勒索羌族人民，遭到了安登榜的抵抗。由此，安登榜遭到了国民党的通缉与追杀，在一次国民党对安登榜的围击中，红军解救了被围困的安登榜，本着报恩的心态安登榜帮助红军打击川军，在这一过程中，了解到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受到红军的感召，安登榜积极为红军筹粮引路、主动宣传红军政策，从“土司”成长为“红军战士”。

　　安登榜的成长与转变正是社会学中“卡里斯马”的编码过程，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卡里斯马是那些“特殊的、被设想为超自然的（在并非人人都能企及的意义上）身体和精神的天赋的体现者”，通过安登榜的“卡里斯马化”体现的正是共产党与红军的强大的感召力与影响力。影片并非单一的意识形态灌输式的歌颂红军、歌颂共产党；相反由于国民党的误导，安登榜对红军有着相当程度误解。影片通过对安登榜个人魅力的符码化来塑造卡里斯马典型，苏土司女儿兰巴泽妹妹加入红军的动力是来源于对“榜儿哥哥”的爱慕；各部落土司与群众积极为红军筹粮来源于对安登榜的信任与尊重，安登榜身上所体现出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成为强化自身民族记忆与构建共同体的基础。正是这位民族英雄对于红军的主动皈依，从“土司”到“番民游击队大队长”身份的转变，通过微观个体的成长转变，实现了对红军的认同，承载了宏观国家意识形态。在影片结尾处，真正动人的并非是安登榜身中数弹的死亡景观，英雄的悲情化献身是叙事的升华，却失之常规。真正动人的是国泰民安之后***对于安登榜的加冕，国家并没有忘却为之献身的个体；虚构影像中安登榜妻子在夕阳西下眺望远方，记录影像中安登榜妻子泪眼婆娑地拒绝讲述；在虚构/记录的镜头组接中，任何讲述者外在的怀念、尊崇远不及亲历者的深深的思念与伤痛；民族英雄溢出影像切实地存在于安登榜的妻子、儿子以及观影者的心中。

　　作为中国电影史中首部羌族红***、第三部羌族本土电影，《红色土司》巧妙自然地将羌族文化与影片叙事相结合。羌族文化五彩纷呈、摇曳多姿：羌族碉楼造型独特、巧夺天工；羌族刺绣图案丰富、色彩艳丽；“羌笛何须怨杨柳”羌笛音色清脆，带有悲凉之感；羌族释比文化奇特神秘，充满着浓郁的宗教气息，此外还有众多羌族独特习俗礼仪。不同于《羌笛颂》中对羌族文化的高度汉化，也不同于《尔玛的婚礼》对于羌族文化景观式的呈现，《红色土司》对羌族文化的表现则是融入影片的叙事进程中；安登榜世袭父亲之位，受命于民族安危之时，因此，对父亲火葬的仪式化呈现，悲怆的音乐、庄重的大远景也是在昭告作为民族英雄的安登榜的登场；对羌族舞蹈的表现并没有刻意的奇观化，而是与红军的约法相结合，与川军保甲制度场景相对比，民族舞蹈的融入更是体现了红军民族政策的深得人心；安登榜与妻子通过哀怨的羌笛互诉衷肠等等。在《红色土司》中，民族仪式不再是他者眼光下猎奇的民俗景观，而成为人物建构的重要手段，影片突破了少数民族电影常见“奇观化、平面化”等诟病，真正走向了“民族化、电影化”的共同体叙事。

　　少数民族电影应该如何参与到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中？影片《红色土司》以共同体美学的视阈，回望民族历史、将对民族英雄的礼赞与民族文化的表现融入共同体叙事中，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与借鉴的摹本。

　　（作者系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主任、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