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驰人生》：“无名之父”的返场与谢幕

《飞驰人生》剧照

　　2019年领跑春节档票房的“三驾马车”中，《流浪地球》因其国产科幻电影“起点”的历史地位收获了全社会关注；《疯狂的外星人》先扬后抑，但对本土科幻的另类实践也始终保持着话题热度；唯有《飞驰人生》，却在一片“科幻元年”的节庆气氛中遭了冷遇。韩寒、沈腾与赛车的强强联手，却遭遇了更庞大的对手，于是就如同影片最后一幕中展现的一样，赛车发动机的声音瞬间就被战斗机引擎吞没。尤其当考虑到影片中与“谢幕”相关的悲剧性主题后，其上映以来的意外“沉默”，就如同巴音布鲁克赛道上20分钟轰鸣后归于平静的向阳一跃，获得了来自文本内部的必然性。

　　“80后”的返场

　　要理解《飞驰人生》内里的“谢幕”主题，便首先要锁定其叙事主体。主角张驰拉力赛车手的身份，本暗示电影作者与其银幕形象的高度重合，但虽同为昔日冠军，韩寒却不曾如张驰般潦倒。这一重合又分离的部分提醒我们，影片不是一部有关作者个人的奋斗传奇，而是超越个体记忆的一体两面乃至殊途同归。

　　于是，另一些形象被跨文本地连接了起来：韩寒上一部电影《乘风破浪》中，主角是尚处巅峰的赛车手徐太浪；张驰的扮演者沈腾，曾在《夏洛特烦恼》中饰演另一位中年落魄者。韩寒与沈腾的携手，分别为张驰的故事提供了前情提要与下集预告。如若我们将观测尺度再向后拉开些，则能发现更多的殊途同归者：2014年的青春片《匆匆那年》里，中学生乔燃曾获“新概念作文”奖，而那也是韩寒的启航地。1999年，同为中学生的韩寒获得了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这年5月，北约无故轰炸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同桌的妳》中的林一参加了此后的反美游行，而《中国合伙人》中成冬青开办的英语培训班却因此受到了冲击。于是，更多的形象被卷入张驰的成长时间，与他分享同一种历史经验，更作为生命地标，将他们的青春时节定位在了上世纪90年代末至新世纪之初，由此测绘出了一个更清晰的叙事主体：中国上世纪80年代生人。

　　这一发现，鼓励我们以特定代际群体的文化记忆、生存经验与现实焦虑为坐标，去求解张驰跃出悬崖时的情感逻辑与动力。穿越文本的代际认同，将《飞驰人生》与前些年系统性发生的青春怀旧电影联系了起来，但跨时空的并置却造成了一种突兀反差：不久前还在肆意挥洒青春热血的校园男女，在短短三四年间却成了生活失意、事业停滞的“油腻”中年。青春片中的主角们步履轻巧地走过上世纪90年代、跨过千禧年、走进新世纪，北京申奥、韩日世界杯与“非典”等历史事件于青春记忆来说都如“匆匆那年”的过眼云烟；而张驰与他的朋友们，却在90分钟的电影中谨小慎微、锱铢必较、惜时如金，一切只为能够最终踏上昔日的赛场。如果说前者是在历史标签装点的展台上的豪情大戏，那么张驰们的孤注一掷就愈显得渺小卑微，更像是青春谢幕前的返场小品。

　　“向死而生”的谢幕

　　这一并置后的反差，来源于怀旧的不同力度。2011年以后，最后一拨“80后”大学生已离开校园，于是，怀旧成为青春片的主要叙事动力。与它们一样，《飞驰人生》的故事也始于张驰的怀旧，但他却只将回忆拨回到了五年以前。不同的记忆幅度，使“怀旧”作为叙事方式的功能凸显了出来。

　　开怀旧青春之先河的台湾电影《那些年我们追过的女孩》在整个华语地区的成功，主要便来自于其叙事动力。电影的片名，一方面通过过去完成时的语法确认了叙事源自个体的确凿回忆，另一方面又通过将主语从“我”置换成“我们”，而将属于个人的、具有明确指向性的回忆内容替换成了更为广泛、抽象的群体记忆，由此完成了对普世性青春岁月的想象性重构。

　　到了率先将怀旧青春片本土化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时，电影名却采用了将来完成时的语法。《致青春》的开场就是刚刚考入大学的郑薇正赶赴高校报到，也就是说，是从“青春”展开的时间开始向一个“终将逝去”的未来进发的。因此，不同于《那些年》中单纯地回归青春现场，本土青春片的怀旧叙事重心就发生了偏移，强调的是“过去”与“当下”的因果关系——是青春向“逝去”行进的过程，或者说，一种“向死而生”的动力方向。

　　从《那些年》中安放回忆的彼岸，到《致青春》中渐显焦虑的宿命，造成这一转变的关键变量便是怀旧主体的确立——“向死而生”的叙事动力指向的是特定代际的生命体验。在系统性发生的怀旧青春叙事中，“80后”主人公们充满审美冲动的怀旧行为往往对应着一个毫无美感的现实生存处境，这赋予了怀旧叙事以主要的文化功能：对现实生活的想象性抵抗。

　　作为叙事的终点与参照，“80后”所面临的生存现实，成为真正左右着怀旧行为的力量。刚刚步入社会的青年便面对着就业、创业与婚恋等生存困境，而即使突破性地解决了这些难题，却马上要面对下一代的教育问题和作为独生子女的父母赡养问题，现实的压力可谓密不透风、接踵而至。在每部青春片中，一个失意的成年角色总是赋予怀旧以固定的视角，而现实对青春的“倒逼”则越来越明显，以至于到了《夏洛特烦恼》中，穿越回中学校园的夏洛只剩下了一个目的：改变现有的人生。但即使是这种“开挂式”的穿越体验，也只能搅乱回忆却不能改写现实，于是，经历了梦幻般的成功和随后的众叛亲离后，夏洛最终意识到马冬梅与他的“原配”生活才是唯一的可选项。

　　夏洛的“失败”，令将怀旧视作抵抗现实的方法失去了战略意义，也使张驰失去了向更遥远的青春进行怀旧的基础动力。也正是在这一宿命论的支配下，才使张驰的赛车在最后抵达终点后继续冲出赛道的激情/失控一跃，成为他们最后的抗争。

　　“无名之父”的退场

　　《飞驰人生》中被减幅的怀旧，规避了对校园故事的重复叙事，却也令人怀疑5年前故事的真实性。毕竟，对于这一段往事，也只有《乘风破浪》中的徐太浪能与张驰相互为证。徐太浪是近年来青春叙事中最特殊的银幕形象之一，这主要在于他向回穿越的路径越过了自己的青春，而直抵了父亲的青年时代。于是，一位“同辈”的青年父亲，提供给了徐太浪穿越的真正理由。他的穿越或怀旧并非关于自身“终将逝去”的青春，而是为了与父辈达成谅解与认同。回到了父亲的青年时代并与他成为患难兄弟的“80后”，终于在文化层面将自己与父辈文化同构，由此将身上最后一点青年的反叛精神留在了过去，暗示着“80后”作为一种青年文化的终结。

　　正是基于徐太浪对青春的“献祭”，才使《飞驰人生》开始时的张驰拥有了青春片主人公所不曾具备的身份与视角：父亲。但儿子张飞既不是他亲生，也不知其来历。这对没有血缘关系的父子，使张驰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无名之父”，完成了由徐太浪所开启的新身份加冕仪式。

　　由此，《飞驰人生》才真正形成了有别于青春怀旧的特殊叙事动力。成为“无名之父”后的张驰，获得了直面“终将逝去的青春”时的全新勇气，也使他与新生代车手之间的关系由竞争而趋向合作与反哺。于是，对5年前的旧事重提，成了超越怀旧的全新动机，而影片高潮处的赛车轰鸣，则是为一代青年退出青春的舞台，提供的额外动力与勇气。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