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高光”＋“天鹅之歌”可否一直通行

“人物高光”＋“天鹅之歌”可否一直通行

——谈传记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 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剧照 　　传记电影，尤其是以伟人、艺术家为改编对象的传记电影一直是好莱坞电影产业帝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经典好莱坞到当代好莱坞，知名导演、编剧、演员主创的传记电影不仅持续出品，更屡屡斩获国际大奖，评委们仿佛一直不吝于将各种重量级奖项颁给传记电影。在备受肯定的传记电影类型中，音乐传记电影本是一个偏“音乐粉丝向度”的小众类型，但2018年上映的纪念知名摇滚乐队“皇后（QUEEN）”乐队主唱弗雷迪·莫库里的传记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却将这一偏小众的类型推上了音乐传记电影的新高度。 　　在专业影评人的激烈批评和大众粉丝口碑持续向好的割裂式争议中，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恰如影片主人公弗雷迪一生的命运映照，在历经几次更换主演、导演的波折中一跃成为2018年底至2019年年初的影坛黑马，不仅斩获奥斯卡、金球奖、英国电影学院奖等多项国际重量级大奖，更以超越8.5亿美元的票房创下了“史上全球票房最高音乐传记电影”的历史纪录。 　　编剧安东尼·麦卡滕和皮特·摩根是惯于创作传记电影的成熟编剧，他们秉承经典好莱坞传记电影一贯的“为大众塑造的英雄人物不断突破挑战并最终凯旋”的叙事传统，在“皇后”乐队在世成员布莱恩·梅、罗杰·泰勒以及主唱弗雷迪家人朋友的严格限制之下，选取弗雷迪生命历程中与乐队及成名曲有关的几个“高光时刻”进行排列组合，再叙了传奇摇滚音乐家弗雷迪的一生。不仅在英国曾经连续九周蝉联音乐单曲排行榜第一的经典曲目Bohemian Rhapsody被视为是对弗雷迪传奇一生的隐喻，影片最后20分钟完美复现的live aid演唱会更被作为弗雷迪与“皇后”乐队的“天鹅之歌”，将弗雷迪及“皇后”乐队定格在这最美最凄然，也是最毫无保留的一刻。 　　传记电影不同于纪录电影，虽然二者都“描绘过去或现在的一个历史人物的生命”，但是传记电影不是“人物志”或“民族志”，“传记作者”作为“书写生命的作家，描述人物具体行动的叙事者”，在“生命记录”与“生命书写”的双重维度中更倾向以人物生平为创作素材进行故事的“再叙式书写”。可见，“再叙”式的创作并不是《波西米亚狂想曲》的原创，大部分传记改编都存在着对原故事素材的重组与再叙现象。但是相比其他音乐传记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选择让叙事核心回归到音乐本身，用原声音源植入的方式为模式化的传记故事“赋魅”。 　　正是这种“再叙事”的创作方式使得传记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在欧美评论界备受争议。英国《卫报》批评它“选择将弗雷迪当作一位名人来仰视，而不是还原成一个人”。在常规传记片的评价体系中，不断探索传记人物的生命复杂性才是评论家们一贯认可的创作方式。但《波西米亚狂想曲》却极力避免去探索人物的复杂性，为了凸显故事的戏剧性，编剧还不惜更改了真实事件的发生时间，即将弗雷迪确诊艾滋病的时间提前了两年，以凸显最后20分钟live aid演唱会“天鹅之歌”式的“悲壮”。这种叙事方式使得充满传奇性和复杂性的弗雷迪被简化成了一个简单的“音乐英雄”，再组之后的“英雄人物突破困境最终成功”的故事模式重复了好莱坞工业叙事的窠臼。规避人物复杂性的套路化叙事被认为消弭了“皇后”乐队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欧美新旧时代冲突的文化背景中，作为一个极其出格和极具颠覆性的乐队所呈现出的核心价值——艺术表现的突破性和对主流社会的反抗性。 　　但是，专业评论界的批判却未能阻挡经典好莱坞叙事模式对普通观众的征服，尤其是在原声音源的加持之后，这场音乐英雄的“天鹅之歌”还是以无与伦比的音乐感染力将大部分粉丝和普通大众再次吸引到弗雷迪的身边。在一首又一首经典歌曲的再回忆中，在最激动人心的live aid演唱会复刻中，观众仿佛第一次或再次亲临“皇后”乐队音乐会现场，难以抗拒地为弗雷迪疯狂。当票房突破8.5亿美元成为影史传奇的时候，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和它所叙述的主角弗雷迪以及同名歌曲Bohemian Rhapsody的发行一样，再次成为“黑马”并令人意想不到的火爆全球。 　　因此，《波西米亚狂想曲》对摇滚传奇人物弗雷迪的“生命书写”依托在了“皇后”乐队原声音乐的先在魅力上。影片第一编剧安东尼·麦卡滕一直都很擅长寻找传记人物生命历程中的“高光时刻”并以其为中心勾连人物的各个侧面。在《至暗时刻》中他选择丘吉尔指挥敦刻尔克战役的横截面作为他人生的“高光”，在《万物理论》中他选择表现最不像“人”的理论物理学家霍金那最具“人性”的爱情故事。到了摇滚传奇弗雷迪，他选择用音乐去勾连弗雷迪的复杂性。麦卡滕认为弗雷迪和“皇后”乐队的“高光”是那些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是打破历史纪录“嗨翻”10万人的live aid 20分钟演唱会。于是，所有的“再叙”都聚焦在了音乐复现上，经典歌曲的原声通过“对口表演”的方式植入影片，对“燃爆”体育馆的演唱会进行了1比1复现，故事戏剧性的设计要围绕音乐展开并最终通过音乐解决。当观众能够再次感知到弗雷迪音乐的狂热魅力时，影片就成功地实现了对人物的“生命记录”。原声音乐无可阻挡的感染力有效且巧妙地缝合了故事叙事上的裂隙、妥协、回避、净化、陈旧、老套等等不足。 　　但“人物高光+天鹅之歌”式的“生命书写”是否可以一直通行？主客体之间生命层次的书写应该以什么为主？传记电影在改编人物真实人生命运时到底应该遵循怎样的思路？也许口碑割裂的《波西米亚狂想曲》在票房和大众口碑上的逆势翻盘，可以为当下的传记电影创作提供更丰富的思考。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