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音乐家》：艺术地抒写冼星海的传奇往事

  电影《音乐家》观摩研讨会现场 　　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电影文学学会联合主办，《电影艺术》编辑部承办的电影《音乐家》观摩研讨会6月12日在京举行。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成员、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主任饶曙光主持会议，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李准，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教授尹鸿，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副主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周由强等十余位专家学者，以及《音乐家》出品人沈健、导演西尔扎提·牙合甫等主创出席了研讨会。 　　电影《音乐家》是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两国首部合拍电影，也是“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哈两国人文领域的重点合作项目。影片讲述了著名音乐家冼星海对《黄河大合唱》的完整修改过程及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在哈萨克斯坦音乐家的救助下创作《神圣之战》《阿曼盖尔达》等经典作品，并用音乐治愈战争中百姓苦难心灵的传记故事。与会专家充分肯定了该片积极的时代意义、内容呈现的艺术价值，并对如何进一步完善该类影片提出真知灼见。专家们纷纷表示，如何通过艺术在两国百姓之间建立起了解和沟通的桥梁，促进相关国家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情感交流,《音乐家》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李 准（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

　　我曾参与策划了2005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冼星海》，冼星海是20世纪中华民族最伟大的音乐家之一，他的《黄河大合唱》早在20多年前就被专家们评选为“20世纪中华民族自己创作的第一曲”。通过音乐家的经历带出民族和国家的命运。电影《音乐家》很新鲜、很感人、很震撼，是对冼星海人生经历的一次艺术新发现、对冼星海精神和人格的一次新发现，也是新形势下中外合拍片的一部优秀作品。我们过去对冼星海的了解较为简单，这部影片对冼星海在逆境中的精神和人格的描绘，是此前作品中没有的。 　　影片有几个特点：第一，影片在表现冼星海人生最后精彩华章的同时，用写实和具有史诗意义的手法展现了中哈人民深厚的友谊。第二，真正优秀的音乐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冼星海用音乐的语言找到了友谊，创造了新的亲情。第三，音乐没有国界，但是失去祖国的音乐将是无根之木，离开祖国，冼星海在精神上和创作上陷入了艰难，这部影片表现了冼星海命运的悲情。第四，展现冼星海的爱国主义情怀，他始终心系祖国，不断地想回来，他的根在中国。同时，冼星海在哈萨克斯坦创作的作品应该多提及，影片应该将音乐作为主要叙事内容，体现音乐家冼星海的主旋律，而不只关注其人生经历。   

饶曙光（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成员、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主任）

　　影片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具有史诗气质、境界、内涵，让我们看到了在国家、战争，以及不可把控的个人命运之中的个体。第二，具有视听大片风格，“电影化”程度非常高。视听大片不仅仅是简单的视听场面，还要有很多电影化的人物与叙事，与所呈现的画面形成贯通。影片中火车、剧院、战争场面都具有很强的感染力。第三，并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音乐片，却具有音乐片的风采与魅力，给人以一种独特的审美体验和享受。这部电影主要任务是塑造饱满的人物，再现历史的特定性，在这个基础上，音乐发挥了它的叙事和表意作用，在某些层面达到一种有意味的层次，让观众感受到音乐带来的力量。第四，《音乐家》无论是对于“一带一路”题材的电影创作，还是对于推进、深化“一带一路”国家的电影交流合作，都有着样本式的启示意义，并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清晰地显示出来。在深化“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过程当中需要有这样的作品，“一带一路”有大量的影视作品在策划、在创作，原型故事或者原型素材都严重不足，这样的背景下如何通过我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完成艺术创作，这部电影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尹 鸿（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教授）

　　电影《音乐家》展现了一种难能可贵的革命现实主义艺术风格，影片依靠厚重的艺术传统支撑，在剧情设计、人物设置、场景设定、氛围营造等方面，体现出了一种复古但不落伍的经典革命美学风格。这部电影有以下特点：第一，影片是新形势下国际合作拍摄的创新性成果。过去我国电影对外合拍跟欧美国家较多、规模较小，《音乐家》作为大规模制作，得到中哈两国***各个相关部门以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配合。第二，在表达上具有国际视野，这体现在几方面：一方面是爱国主义的表达，电影表现了艺术在战争的背景下，在不同的民族之间的交往、沟通、融合，同时又着力表现了冼星海对祖国的眷恋，这种眷恋不是抽象的，而是加进了对自己妻子、女儿的思念，因此回避了当前一些作品中过强的排他性的爱国主义。第三，这是一部现实主义电影，影片的美术、摄影，都能够让我们看到苏联电影影响下的戏剧化的现实主义。第四，影片完成了跨时空的对话，这个跨时空既是在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之间，也是在延安和苏联之间，还是今天两个女儿跟过去的历史之间，用交叉剪辑的方法来完成跨时空的对话。   

艾克拜尔·米吉提（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作家》原主编）

　　在今天这个特殊的背景下，这部电影具有特别的意义。无论在今天还是二战期间，哈萨克斯坦对我国来说都是一个缓冲地带。如今***总书记提到“一带一路”关键在于民心相通，其核心是文化相通，是鲜活的文学艺术的相通。 　　2017年6月，中哈两国也签署了协议，要加强人文交流，联合拍摄影片，我作为历史的见证人，今天又看到这部电影已经上映，感到由衷的欣慰。这是一部很有艺术品质的电影，不是一般的说教式的电影，也不是带着硬伤的电影。《黄河大合唱》很多中国人都会唱，但不知道是冼星海创作的，也有很多人会忽略是张光年作词，普通受众对这些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旋律打动人、歌词打动人。电影在真实反映历史方面非常成功。  

周由强（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副主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

　　电影《音乐家》具有填补人文历史空白的价值。影片具有三重价值：第一，这部影片是“一带一路”倡议下文化建设中两国人民民心相通的建设样本。第二，影片实现了为一位伟大艺术家立传的目标。冼星海先生最后的岁月在他乡度过，作为艺术家他所感受的世界和观众所感受的世界是不同的，这一段历史如果没有艺术作品来体现，仅仅靠史实很难引起共情。第三，影片在表达艺术家家国情怀的方面具有代表性。 　　冼星海先生生命最后阶段在阿拉木图的几年时间里，有三个身份的凸显。首先他是一个革命者，受组织委派为电影配乐；第二他是爱国者，一心想回到祖国参加革命和建设；第三他是音乐家，音乐家的情感是充沛而敏锐的，所以能把对祖国和家人的思念进行克制性地移情，这是这部影片最大的艺术收获点。所以，影片塑造的冼星海艺术形象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音乐家，还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者和爱国者。影片所讲述的故事是冼星海生命的最后阶段个人命运与时代和国家命运的交错，主人公饱满的家国情怀令人感动。作为一部艺术作品，该片对展现中哈两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具有当下意义。  

丁亚平（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所所长）

　　电影《音乐家》是一部展现现实主义精神的佳作。两次看《音乐家》，我特别受感动，相信会有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的观众喜爱这部影片。影片具有两重特质：第一，该片可以被视为一部“元电影”，是关于革命文艺、人民文艺、人民电影的“元电影”，它的意义在于向人民电影、人民文艺、革命文艺及包含革命内容的现实主义致敬。影片的高潮是《黄河大合唱》1939年4月13日首演，就在《黄河大合唱》诞生的整整一年之前，作为人民电影诞生标志的延安电影团建立，从此以后我们党真正开始直接掌握电影这个重要的媒介和传播手段，这是100多年来中国电影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音乐家》在80年后重新拍摄这段历史，具有写实的意识、传记的意识，因此可以被称为“元电影”。第二，影片展现出积极的现实主义电影的魅力，在真实的同时带有主观倾向，有思想的融入和追求，这是这部影片的力量所在。   陆绍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 　　我非常喜欢这部影片，这是一部光荣的史诗。制作团队非常懂得运用光影的辩证法，首先在镜头处理上，大量使用长焦镜头，形成虚实对比，整部影片从头到尾都非常精美；其次光线对比强烈，使得人物形象突出饱满；再次美术上使用对比和反差，在整体的冷色调中使用了大量红色元素，如小提琴、红星等。整个制作团队非常用心，只有这样的影像呈现能力，才对得起冼星海这个人物，才对得起这部电影的品质，这部电影是我近期看到的最具影像品质的电影。  

周 星（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教育部高等学校戏剧与影视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

　　这部影片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也是一部具有“收敛”意味的影片，不像传统电影那样激情澎湃，这也是这部影片的特色。在面对历史时，影片带着尊敬和诚恳的态度，其价值就是让人知道冼星海有过一段被淹没的历史。影片具有三个特点，一是“情之节制”，对生活和情感的处理是克制的，对生活中的暧昧适可而止。二是“事之简约”，如拷贝如何遗失等细节没有过多交代，体现了主创对历史的尊重，当然简约的叙事也会带来一些遗憾。三是“乐之克制”，即音乐使用上的克制，《黄河大合唱》出现在影片结尾，突出了个人，但该乐曲没有在前段和中段起到营造氛围的作用，留有一定的遗憾。  

隋 岩（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院长、《现代传播》主编）

　　艺术与商业具有矛盾性，影片的题材可能影响了电影的票房，但《音乐家》在艺术上是成功的。这部影片是从人性和伦理的角度来表达爱国主义主题，而非粗浅、浅薄的爱国主义，这样更有利于国际传播。同时，影片也提供了一个反思的契机，让我们思考反战的主题。  

郭松民（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近30多年来，当我们谈到开放时，不言而喻，指的是向海洋的开放、向欧美日的开放。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想象，也不言而喻是指向欧美日的。从最早的《庐山恋》，到20世纪九十年代的《黄河绝恋》，再到新世纪的《北京遇上西雅图》等，关于爱情、关于正义、关于浪漫、关于安全感……总之，一切美好想象的出发点和归宿以及终极解释，都来自海上和西方。在这个意义上说，《音乐家》算是一个例外，也是对这一趋势的一个反潮流，因为它把目光转向了内陆，转向了欧亚大陆的腹地。一部《音乐家》，可谓凤毛麟角。21世纪，中华民族将在这块横贯整个欧亚大陆的舞台上，演出属于我们的、也属于“一带一路”沿线各个国家和人民的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中国将在这个舞台上对人类作出贡献。  

谢茂松（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

　　影片的几个特点是：第一，展现了人面对战争的无力和软弱。冼星海无法跨越边境的情节就体现了这种软弱，这种情感也是我们自身的投射。第二，探讨了音乐意味着什么，为什么音乐可以应对战争，可以不让恐慌情绪蔓延，可以振奋人心。第三，探讨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一个细节，冼星海和哈萨克斯坦音乐家之前并不熟悉，在分面包之后都露出微笑，两人之间的关系变化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体现了分享精神。冼星海和达娜什的关系也体现了这一点。第四，影片的美中不足在于没有很好表现冼星海个人的思念之情，显得有些消极。第五，影片契合了“一带一路”主题。哈萨克斯坦在西方意义上的全球化中是被隔绝和锁闭的，中国“一带一路”的倡议用陆权来对冲海权。西方文明是商业思维，中国文明是共享的。这也是分面包这个细节的意义。  

皇甫宜川（《当代电影》杂志社社长兼主编、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

　　首先，《音乐家》是对于冼星海生涯的重要发现，提供了许多历史细节，很好地营造了历史气氛，影片让我们回到历史，对历史的重新思考可能会给我们艺术创作提供一种走中国特色道路的可能性，这部影片确实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非常有价值的探索，没有按照好莱坞的叙事方式来创作。其次，用《阿曼盖尔达》和《黄河大合唱》两部作品展现两个家庭、两个音乐家、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影片的创新之处。再次，影片是一部较好的音乐传记片，冼星海人物很丰满，细节的呈现和人物关系的编织很成功，将重点放在冼星海和一对母子之间的关系上，借用了小女孩纯洁的视角，同时也展现了冼星海对于音乐的依赖。此外，影片通过处理人物与战争、音乐的关系，让冼星海成为伟大音乐家的逻辑能够成立。这部影片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尤其是合拍片怎么处理两国之间的关系。未来处理中美题材的影片时也面临这样的问题，怎么样让中国人接受、其他国家也接受，这也为当下艺术家提供了特别好的机遇。  

谭 政（《电影艺术》执行主编、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研究员）

　　《音乐家》艺术地呈现了一位艺术家去国怀乡的深切之痛与爱国之情。影片丰富了中外电影合拍的国际版图，对强化中国电影在亚洲的文化输出具有重要意义。影片在历史氛围营造和场景还原方面做得很成功。在叙事层面，在表现了艺术家深切的爱国之情和两个家庭之间情谊的同时，影片对二战时期苏联的社会机理的展现也很突出，包括火车上的犯人、街头的老母亲，还有跳楼的老艺术家，对社会氛围的历史感有加分的作用，使影片具有广度和深度。在台词方面，主创有意识地让人物话语较少，绝大部分情况下都在说俄语，但有三处让主角直接说中文，呈现其思国思乡之情。同时有些不满足：冼星海创作的音乐只出现3首，新写的主旋律和音乐很棒，反复地出现，互为呼应、渲染画面、传递情绪，但是如果冼星海的音乐呈现得更多一些就更好了；男主角在演奏时肢体语言上的表现力有所不足。  

郭小聪（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中国当代文艺作品深受俄罗斯风格气质的影响，追求豪放和阳刚，但又容易失真。因为俄罗斯文学的坚忍气质，恰恰在于把生活中的苦难像面包和盐一样接受下来，并不刻意发挥，而且俄罗斯文学向往欧洲文化的优雅，又在豪迈沉重的民族风格之上平添了难得的自省、优雅气质。正是如此，《音乐家》显然有了新的突破，它既抒情又隽永，既悲壮又内敛，爱国主题不是简单地让《黄河大合唱》的旋律席卷全片，而是举重若轻地展现“一个人的遭遇”：厄运与坚忍，贫困与温情，男人与女人，理智与情感……然而，无论命运把音乐家抛到哪里，他都默默守望自己的祖国，都会用艺术触角拥抱生活，最终把苦难升华为乐章，与异乡人款通心曲。 　　任何一种文艺主张，只有拿出佳作、打动了人们的心弦，才能真正进入主流话语、影响社会生活。所以，作品弘扬主旋律，更需要艺术的力量。《音乐家》正是这样一部佳作，它在中国电影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  

丁一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同济大学全球治理与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中国的电影观众对这种充满了艺术美感的现实主义影片已经感到有些陌生了。近些年，美国好莱坞的科幻类大片受到中国观众追捧，中国的电影制作人与观众也愿意模仿好莱坞的风格。然而，在这种比较浮躁的心态支配下制作出来的影片在国外的反响却不那么好，在中国的对外形象上是减分的。我们需要调整心态，更多地注意一些近似《音乐家》这类唯美主义、现实主义的影片。这些现实主义影片中的美感丝毫不会减少我们的感动，那些貌似平庸的镜头有时也会让我们怦然心动、也会让我们热血澎湃。其实，随着中国人与中国企业走出海外，到世界上去显现自己，中国需要更多类似《音乐家》这类的文化产品去感化别人、去影响当地的民众。否则，中国对外投资虽然帮助了许多国家，却有可能因为中国人的这种浮躁心态而适得其反，引起别人反感。那样，中国“走出去”的战略就算不上成功，因为它没有成为改善中国形象的硬实力。 　　民众的艺术欣赏水平是需要教育和引导的，我们需要用好的电影产品、好的艺术产品、好的文学作品去引导中国观众的好恶观，不能借口市场有需求而推卸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