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足迹镌刻着我们奋斗的意义（龚金平）

人生的足迹 镌刻着我们奋斗的意义

——评电视剧《人生之路》

有些观众之所以会对《人生之路》的部分剧情产生错愕之感，可能是源于将路遥的原作小说作为一个比较的蓝本，却忽略了剧集在片头的说明：“本剧部分取材于路遥中篇小说《人生》。”

然而，如果将《人生之路》视为对原作小说情节的延伸、拓展、再创作，那么我们理应斩断它与原作的羁绊，把剧集作为独立的作品进行更为客观的评判。我们会看到，人生之路虽然会有飞扬或者令人眩目的时刻，但终究不能忽略素朴的底色，不能远离芸芸众生的普遍际遇。剧集中的人物可以有不同的社会身份或人生版图，但观众真正感动的，其实是人物面对人生的遗憾与挫折的一种姿态，以及追求更好的生活，更好的自己的韧性，这种追求的意义已然镌刻在人物走过的每个足迹中，而不是必须用耀眼的人生成就来称量。

对人生三个阶段的冷峻思考

《人生之路》中，高加林因高考成绩被人顶替而历经坎坷，黄亚萍和张克南因父母的照拂而生活安稳，刘巧珍因父亲的短视而人生受限，高双星通过父亲的操弄，昧着良心上了大学，内心受尽煎熬。

这些人物将历经人生三个最重要的阶段：涉世之初、成家、立业。在“涉世之初”，我们看到了原生家庭对个体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可以成就或窒息一个人。在“成家”时，原生家庭的作用仍不容忽视，但个体性的选择与决定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到了“立业”阶段，父辈的荫庇或制约逐渐式微，人生的高度主要取决于个体的心性和志向。

正如刘巧珍，因为父亲的“财迷心窍”，强行中断了她的求学之路，让她早早地顶立门户，人生之路注定泥泞不堪。但是，在婚姻大事上，刘巧珍一度有自己的坚持。当然，这种坚持有一定的盲目性，她因没有文化而对高加林无条件地欣赏与崇拜，这将是她情路坎坷的源头。当刘巧珍遭遇了生活变故之后，终于在上海闯出了自己的天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人物一点点变得成熟、坚强、独立，开始摆脱原生家庭和环境的影响，在人生之路苦捱苦熬，磨砺成长。类似的轨迹，我们在高加林、黄亚萍、高双星身上都可以得到清晰的见证。

在这些人物身上，我们深刻地意识到，人生会有许多身不由己、无力回天或者懵懂糊涂的时刻，但也一定有许多事在人为、自我成全的时刻。这是剧集对于“人生之路”最朴素也最隽永的体悟。

剧集也在几位主要人物的人生道路上，设置了几次戏剧化的转折和意外，使人物的命运充满变数。这可能也会在观众的心中荡起涟漪：如果在当初那个“关键时刻”，我们作出了另外的选择，人生会不会不一样？

基耶斯洛夫斯基有一部电影叫《机遇之歌》（1987），主人公在奋力追赶一列火车时，导演提供了登上或没登上火车的三种可能性，命运由此分出三条支流。还有影片《瞬息全宇宙》（2022）中，秀莲在中年生活的千疮百孔中身心疲惫时，也会设想，假如当年没有义无反顾地追寻爱情，她的人生会不会更美好？看来，对于人生风景的无限憧憬，是人类永恒的迷思。

如果说《机遇之歌》与《瞬息全宇宙》对于人生的旅途进行了奇遇化的想象，或者冥想式的假设，《人生之路》则努力立足于中国特定的时代语境，根植于人物具体的处境，对人生之路进行更富现实质感和时代烙印的呈现。这种呈现不仅体现在人物命运与时代潮流的交织与碰撞，更体现在人物性格如何左右着人生的走向。剧集强调了“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要紧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但它并没有将人生之路的可能性推诿给意外或者不可知的宿命，而是体现了一种自我选择，自我担当的现代自由伦理精神。

对“城市”与“农村”的双向审视

在《人生之路》中，高加林将城市无限美化，将之视为自由和文明之地，是可以大展鸿图的广阔舞台。高加林读书的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为了去见识外面的世界，为了换一种活法。他尤其想去上海，想在那里做顶天立地之人，做惊天动地之事。高加林还用“井底之蛙”来形容高家村的人，认为人必须跳出“井底”，在巨浪里游泳，那才是真正的自由，那才是真正的快乐。甚至，高加林看到上海来的陈方明连夜去县里打电话，就为祝福女友的生日，大受触动，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人生，因为过生日，代表了对自己生命的重视和尊重。

对于那个年代的农村，剧集强调了生活的贫穷，观念的落后，以及因为贫穷和无望而滋生的阴暗；在城市，我们则看到了更契合人物精神渴求的生活方式，以及更能激发人的创造性，更能拓展人的自由度的可能性。显然，剧集并非简单地从物质文明的角度来评价农村与城市，而是将之隐喻为两种生活方式，两种精神世界的追求与满足方式：一种是凝滞、循环、单调的，以生存为目的的生活；一种是现代、精致、富足的，以个体发展和自我实现为目标的生活。

但是，剧集也非常巧妙地引入了“他者”视角，让观众洞察农村与城市的不同底色。高加林对于高家村深恶痛绝时，上海来的陈方明，则对这里的景色赞不绝口，甚至将路上的土石堆称之为“苍穹之眼，人间天堂”。陈方明甚至还在乡村小学看到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活力和创造力。而高双星在上海读大学的经历，则带领观众深入城市的底层，看着农民工如何为生计进行的苦难挣扎。更重要的是，高加林可能无比向往的大学中文系，当高双星身处其中时，我们得以窥见其内在的空洞和矫情。在高双星的室友那里，我们没有领略文学的灵性与蕴藉，听到的都是理论层面的无谓争论，以及大量学术名词的堆砌。随着刘巧珍、高加林来到上海，他们将更加立体地体会现代都市里的苦痛欢欣。

在剧集对于“农村”与“城市”的双向审视中，我们得以感受这些社会空间背后的文化意义和精神向度。而且，这些空间并非只有阳面或阴面，而是有其驳杂与丰富性，需要个体去发现，去理解和融入，去适应与重塑，进而谱写不一样的人生乐章。

（作者：龚金平，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教授、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