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日子》：致敬平凡生活之美（李跃森）

一个时代、三户人家……近日播出的电视剧《我们的日子》聚焦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20余年的岁月里人们的生活变迁和成长经历，讲述中国邻里街坊温暖的亲情、友情和爱情故事，引发了观众广泛关注。从故事性的角度来看，它讲的是两代人的成长经历，创作者从对生活的不同理解出发，巧妙而自然地把两代人的情感关系扭结在一起，充分展现出不同的青春、理想、奋斗。同时，它又提供了一个时代的文化记忆，反映出特定年代社会心理和价值观念的变化。作品从琐碎的生活小事入手，透过普通百姓对幸福的追求，来折射出时代前行的脚步，以一种充满人文关怀的现实主义精神，赋予作品所展现的平凡生活以强烈的艺术魅力。

这种艺术魅力很大程度上来自对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生活的准确还原。《我们的日子》在细节描绘上十分讲究，常常以细节为支撑来结构故事，具有强烈的生活质感，但这种还原不是机械复制，更不是细节的简单堆砌，而是对过往岁月精神气质的深入描摹。很多作品在描写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时，都带有一点理想化色彩，《我们的日子》写了理想，但是没有陷入理想化，而是写出了特定年代里做好人与过好日子之间不应有的矛盾，在生活的艰辛背后透出积极向上的精神。刘淑霞追求情趣和格调，但一生都陷于凡俗生活，她的困境具有代表性，也具有隐喻性，是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理想与现实冲突的结果。王宪平严守做人的底线，宁可过不好日子也要坚持做好人，弟弟被抓时不但自己不去求情，也不允许任何人求情。这种宁折不弯的骨气是我们民族性格中最可贵的。从这些人物出发，作品真实再现了一个充满活力、充满对未来憧憬的八九十年代，其中虽带有浓重的怀旧情绪，但这种怀旧情绪不是哀怨和感伤，而是面向未来的坚定和执着。

平凡生活的魅力也来自对人物心理状态的准确表现。相对来讲，表现人物心理是影视作品的弱项，但《我们的日子》的长处恰恰在于对人物内心世界的细致描摹。它采取双重视角的叙事方式，让创作者的全知视角和雪花的主观视角互为补充，在视角的交替中展开叙事，用逐渐累积细节的方式深化主题。创作者特别善于运用对话揭示人物的心理状态，比如结尾处杨大山父子的对话，恰切地流露出父亲对儿子的关爱、儿子对父亲的理解，两人的对话看似云淡风轻，其实包含强烈的戏剧张力。

不过，真正对平凡生活具有点石成金作用的，还是渗透于其中的生命意识。无论是永不妥协的王宪平、敢想敢干的杨大山、多愁善感的刘淑霞，还是叛逆的雪花、坚毅的东方宏，其共同点都是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在面对困境的选择中坚守生命的尊严。所不同的是，在雪花、东方宏这一代年轻人身上，对于实现个人价值的追求更为自觉。剧中最独特、最具有光彩的是姥姥那人和。应该说，能写出这样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形象，对于一部作品来说就是成功。

虽然作品还有某些可以进一步完善的地方，如年轻一代的情感关系还可以更接近生活的自然形态，故事的线索还可以更集中，主要矛盾冲突还可以更极致化，戏剧冲突的关键点还可以更有爆发力，但《我们的日子》仍不失为一部有诚意、有格调的好作品，不仅给观众带来了独特的艺术享受，而且经得起咀嚼和回味。

（作者：李跃森，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视听艺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电视》杂志执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