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特露德《恰到不好处》

公元2009年4月某日中午，我从噩梦中惊醒过来，汗如雨下。昔日伤痛未愈而今又中谢阿姨（谢莹莹：北外大教授，主攻德国文学史，卡夫卡作品，赫尔曼•黑塞作品）的“九转回魂刀”， 惊起半屏噩梦，实属难免。

将时间倒回至21世纪初年，还蛰居某大学当着自得其乐的文艺小青年时的我，正值意气风发之年，耳濡目染网络文学一片繁荣景象，又深得某位资深文艺中年的一席良言“余华为啥能一改成名（从牙医到作家的华丽转身），不就是比我们早接触外国文学十年嘛”，似醍醐灌顶。从此，我便染了趋之若鹜的恶习，义无反顾加入搜刮抢掠外国文学的队伍之中，像一支箭，一发不可收拾，坚信站在巨人的肩膀呼吸，空气更新鲜，阳光更灿烂，明天更美好。几年后，猛然回神，自己不过区区一介草民，早应深明“高处不胜寒”之理，实应及早策马西归，可收拾来收拾去，天天念叨着“待从头，重拾旧山河”，却又渐行渐远，越陷越深，空留一声苦涩沧海笑。

说到巨人，杜拉斯则首当其冲，流传于网络的《情人》无疑成为最佳的干粮，可至今我仍不知该译本出自谁手。如果不是某日体内的某种腺素分泌过多，拿出有“另一个玛格丽特•杜拉斯”之称的王道乾译本，那么至今，我也无法得知其中的九转回肠：从语言结构、风格到遣词造句，王的译本略胜一筹，而从笔法上看，在描写抗日战争中的大哥那段，王的翻译也更为突出。可正是这段，两个译本却有了一个致命的分歧：对了解弟弟的死没有必要，还是我对了解大哥的死没有必要。联系上下文的作者情感因素，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的。在不懂法语的前提下，我实在无法大加厥词。

如此分歧，如当头一棒，而这一棒，才刚刚击响了眩晕的铜锣。

且不论那些路人皆知、啼笑皆非的汉译英书名，艾略特的《荒原》，译本有3种；里尔克的《秋日》，译本也有9种；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更为匪夷所思，光译本就有11种之多，内容也大相径庭，2006年年初由上海译文出版社，主万翻译的版本，较之之前，硬是将23万拉伸至35万字，足足多出三分之一内容，连苏童和叶兆言闻讯都要夹紧尾巴钻进书店，一窥究竟。

再以《变形记》为例，其版本有李文俊与谢阿姨之别。李先生虽不懂德文，但他的“乾坤大挪移”并不比张无忌差到哪里，愣是用英文转移出高中语文老师口中的 “此文晦涩难懂，不推荐阅读”的《变形记》，后来有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卡夫卡文集》，得以拜读谢阿姨诠释虫子与甲虫的区别。对照之下，谢阿姨似乎更具卡夫卡气质，从《在马戏场顶层楼座》、《临街的窗户》、《山间远足》等短篇中也可看出，谢阿姨的译本，简洁、精到、局促而又点到即止，恰到好处。

众口一词，积非成是，如同任何一位卡迷一样，我深信卡夫卡就是睡在上铺的兄弟，抑或远方亲戚，我也正为此沾沾自喜时，2009年，谢阿姨携着黑塞三部作品《盖特露德》、《罗斯哈尔德》、《德米安》，突然跳了出来，闹得黑塞粉丝们一个个欢声雀跃。欢愉之后，却是长久的缅怀与悲愤。时间又得拉回到三年前，犹记得，曾在理想藏书网站中憋足那口读完胡其鼎翻译的《盖特露德》的气，至今还回荡在小肠子里，面对谢阿姨的纸质版，开头第一句，就将这口气瞬间化成一缕青烟，想必也熏晕了一大片黑塞粉丝。

马悦然老先生眼中，大凡翻译家，可归为三类：第一类是以此谋生的职业翻译家；第二类是业余翻译家；第三类是作家兼翻译家或者诗人兼翻译家。谢阿姨当属第一类，而因气质不符所致，译文显得机械、呆板，毫无生气。同为德语作家，卡夫卡和黑塞显然代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德语小说中的两个极端，一个温柔的黑白地狱，一个诗意的多彩王国，谢阿姨却一视同仁，可见，照本宣科并不是到哪里都管用的。

然而，更令人叹惋的是，如今译本繁冗当道，人人只要稍懂一门外语，便亟不可待地给自己扣上翻译家的头衔。由此，职业与业余，业余与作家之间的拉锯战似乎从未曾平息，带着不拼个你死我活不罢休的劲儿，马不停蹄地编译、出版、重印，心里也马不停蹄地打着钞票的小小算盘，最终受害者总是读者，面对不同译本，怀着一颗单纯的心去重温经典，吃下去的却是一盘皮焦肉厚辣黄的回锅肉，顿时，腹内五味杂陈。

一切尽在不言中，当时间的钟摆来回不停，急速，并鸣响岁月的挽歌，但愿每位读者在恰当不好处时，应疾呼：“s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