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万里归途》引发观众的“共识”与“共情”（郑焕钊）

家国情怀、文化原型、人类经验

——电影《万里归途》引发观众的“共识”与“共情”

电影《万里归途》中的“祖国不会放弃任何一位同胞，我们一定带大家回家”成为“外交为民”的真实写照，影片获得了外交部点赞，并引发观众与网友共鸣，纷纷留言评论。编导生动传神地展现了“海外同胞的万里归途，就是中国外交的万里征途”。电影重构既往中国撤侨题材电影的价值表述模式，透过“归家”主题的多层次处理与普通人视野下的外交官形象的细致刻画，为电影建立共识共情的深厚基础。

作为首部将中国外交官撤侨故事搬上银幕的电影，《万里归途》讲述的是努米亚共和国前驻地外交官宗大伟与外交部新人成朗，将归国的座位让给台湾同胞而滞留努米亚，由于老同事章宁中枪牺牲，他们临危受命前往协助撤侨，在任务顺利结束后，却因还有一批被困交战区失联的同胞等待救出，情急之下两人选择逆行进入战区，凭借智慧与勇气，寻找并带领同胞穿越战火和荒漠，在反叛军的枪口下带领同胞归家的故事。

以“归家”的主题寻求人类价值的共识表述

中国外交战线始终坚持人民外交的本色，坚定维护我国公民、法人在海外的合法权益，无时无刻不把海外同胞的冷暖安危放在心上。“撤侨”是关涉时政的重大影视题材，既内蕴着强烈的民族国家意识，也包含着对人类命运和世界和平的思考。强烈的人道、正义、爱国价值成为包括“撤侨”在内，涉及国际政治关系的中国电影的主要表述模式。“撤侨”电影一方面糅合公路电影、动作电影的叙事惯例，营造视觉奇观和叙事节奏；另一方面通过塑造英雄的形象及其背后强大的国家力量对海外中国公民“不落一个”的保护，来激发起强烈的民族情感。对重大主题进行类型化转换，又通过民族情感的渲染来构建电影的价值向度。这种对民族情感的表述模式，建立在百年来中华民族的集体意识的基础之上，对于凝聚海内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价值。《万里归途》对“撤侨”题材电影价值表述模式的重构中，寻求民族情感与人类价值的共识表述。

“撤侨”题材的特殊性，就在于“归国”与“归家”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比较而言，既往中国“撤侨”题材电影更多地表现了军人英雄对深陷危机的海外中国公民的拯救与保护，更多凸显“国”的形象与意义；而《万里归途》更突出“归家”这一主题，将日常存在的、个人意义上的家园作为电影的内核，并多层次挖掘这一主题的内涵，以之为基础来寻求表达中国与世界的价值共识。

电影多层次表述在异国战乱背景下的遭遇以及归家之艰难：努米亚到处是因战火而摧毁的残破家园，支离破碎的残骸，持枪抢劫的儿童，边境上拥挤着逃亡的人们。战乱让努米亚人民失去家园、无家可归，那位华兴企业派来的努米亚老人，只想最终回到自己的家乡迪拉特。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有强大祖国在背后支撑，有无数外交人员忘我的奉献与坚守，才为身处战乱危险的海外中国侨民开辟通往和平祖国的“归家之路”，让五星红旗与中国护照显得如此靓丽。而让这众多侨民最终安全回归的，离不开章宁、宗大伟、成朗这样的外交官的竭尽全力。他们有着普通人的期待和痛苦：章宁夫妻两地分居，养女是努米亚的孤儿，外交工作的重负让他只能通过视频与妻女对话，她们也是深陷战火中需要等待救助的人。宗大伟曾因工作忙碌、妻子流产而面临婚姻家庭破裂的危险，如今妻子临盆待产，能够赶在妻子生产前回到她身边，以及是否辞职成为困扰着他的紧迫问题……他们不是动作片中的孤胆英雄，归家也是他们内心的迫切愿望，因为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使他们一次次将归家的机会放弃，以心中的大爱带领同胞回家，这正是他们身上的人性的光辉。

电影理论家迈克尔·豪格有这样的表述，“主题是电影对于人类生存状况的普遍陈述，它作用于观众席上的个体。”尽管不同类型的题材有各自的特性，而一部优秀的电影，通过对题材内蕴的人类普遍情感和境遇的挖掘，来唤起最多数观众的内在共鸣，从而建构价值共识。《万里归途》的口碑，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归家”主题的提炼，使“撤侨”这一特殊题材普遍化为观众内心熟悉的家园感。电影还透过文学原型的互文使其具有更深刻的意义向度和价值形态。在宗大伟和成朗将失联的华兴企业员工带出交战地带，经过戈壁和沙漠走向迪拉特的过程中，努米亚女孩法提玛吟诵阿拉伯童话《一千零一夜》中“航海家辛巴达的故事”，与撤侨队伍的行走多次交叠出现，外交官带领侨民转移的行动与人类古老的的传奇、神话相互映照，既凸显出外交官的勇气与信念，也赋予穿越战火与荒漠的艰难旅程以浪漫文化色彩。原型是在文学艺术中反复使用，并因此而具有了约定性的文学象征或象征群，它是社会心理、历史文化和文学艺术的积淀，辛巴达故事与现实处境的相互映照，既开拓和丰富了电影的表意空间，更使《万里归途》融入人类“旅程”与“归家”这一文化原型与母题，电影的价值表述更具有历史的纵深、人类普遍经验之永恒的色彩。

以充分的细节塑造人物彰显平凡而伟大的人性

除了对主题的独特处理，寻找价值共识的表述之外，电影还将外交官的角色形象置于普通人的视野下进行细致的刻画，从而赢得观众的内心共情。重大题材故事的讲述，其困难之处就在于题材的重大容易让历史逻辑凌驾于美学逻辑之上，导致主题先行细节不足的弊病。主题概念的先行，会使人物成为主题表述的“工具人”，人物那种扎根生活和源自人性的真实感由于细节的匮乏而难以建立，其角色深度也会被削弱，导致整体可信叙事逻辑的难以建立。商业类型叙事的介入，类型化叙事本身的沉淀与积累，确实为重大题材的叙事提供了一些有效的叙事模式，但电影最终是否具有感染力，离不开由人物带来的真实感。以往有的撤侨题材电影的成功更多来自于动作片类型片的视觉奇观、叙事节奏和民族情感的激发，但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存在着有待提升的空间。

导演饶晓志是讲述人物故事的能手。在《万里归途》之前，他已经在他导演的电影中塑造了一批给人印象深刻的小人物。《万里归途》采用类似的方式，将公众眼中形象光鲜的外交官还原为在生活中“也是父亲、是丈夫、是儿子”的普通人形象，刻画他们在外交撤侨工作中，直面战火的心灵战栗，直面死亡的生理反应，因为长期辛苦工作而带来的疲惫，对目的地救援情况未知而产生分歧，更有着对妻子、女儿和家庭的牵挂和内疚，对老同事牺牲的痛苦与内心纠结等，这种去英雄化的处理让人物的真实感得以坚实地建立起来。更为重要的是，电影并不贪多求全，去进行全景式的人物群像塑造，而是以更多的着力点去刻画好宗大伟这一即将退居二线的人物形象。

电影用了充分的细节铺陈和刻画来完成人物的塑造，比如在家庭与使命的多番拉扯中来展现宗大伟的几次临危受命，更在与章宁、成朗、白婳、哈桑以及叛军头目穆夫塔的对手戏中来充分揭示宗大伟的性格特征。在人物关系上，宗大伟与成朗之间形成某种程度上的人物镜像：正是通过成朗的稚嫩、年轻与理想主义而衬托出宗大伟的成熟，以及中年困境中的顽强，还让宗大伟重新找到自己，继续留在外交工作一线；而成朗也通过与宗大伟的同甘共苦，真正理解了外交工作的艰难，以及对使命的坚守，对信念的执着。在人物刻画风格上，不像油画式把人物写全写满，电影以一种收敛的方式来处理人物的情感，比如宗大伟向白婳交代章宁牺牲与白婳的反应，宗大伟的迂回躲闪与白婳的冷静沉默等，让叙事更为真实有力。这是对宗大伟、成朗、章宁等人物的真实刻画，尤其是对宗大伟性格的深度挖掘，使其临危受命的那份勇气与责任担当，显示出真正具有共情能量的不凡光辉。“带给内心最真实的震撼、最深刻的感动，沉浸式感受到祖国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外交工作人员看了《万里归途》后，表示了感同身受的观影体验。

《万里归途》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如何讲好重大题材的中国故事的分析样本。电影把“撤侨”题材转化为共通的“归家”主题，着力从普通人的视野来刻画外交官的性格与心理，彰显人物平凡中的人性光彩，这种寻找价值共识和人物共情的表达模式，不仅对撤侨题材电影的创新富有意义，也为重大中国题材故事的讲述提供了宝贵经验。

（作者：郑焕钊，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暨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