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人生大事》：努力避免将现实题材电影“程序化”（裴亚莉）

——观电影《人生大事》

电影《人生大事》的剧情聚焦于丧葬行业的普通劳动者，以这个从事特殊行业的家庭几代人的积累，得出“人生除死无大事”“名利都是过眼烟云”以及“干我们这一行，就是要有一颗圣人心”的职业体悟。这种职业体悟中对“圣人心”的追求，构成了影片主人公莫三妹的人生底色。所以，尽管他因为女友打架而曾经入过狱并且最终没有赢得心上人，尽管他接续父亲的期望走上家庭传统行业的过程有些“难度”，但因为这种追求“圣人心”的人生底色，他看不惯这个世界上欺负人的坏人，他怜悯无家可归的弱小，使得他最终成为一个能够满足父亲期待的儿子，成为曾经陌生的孩子眼中的“爸爸”，这种故事进展的主线，让观众在接受影片的情感和道德立场过程中，没有任何障碍，甚至可以说符合人们对情感和励志电影的最正常期待。

当然这部片子最令观众期待和感到观影的“愉悦”的，是朱一龙所扮演的莫三妹，并不仅仅是一个保留了他以往银幕形象特征的帅气男生，而是一个经历了某些失败的人生经验但并不想就此放弃、还愿意努力地再搏击一次的成熟男人的形象，这让喜欢朱一龙的电影观众，感觉到了“成长”所带来的鼓励和欣慰。另外，当然还有小演员杨恩又饰演的武小文，她既是一个麻烦制造者，又是一个能够帮助成年人继续成长并完善自我、重拾人间互爱美德的因由，故而是笑点和泪点的双重引擎。这两个主要人物的成功塑造以及影片亦庄亦谐的风格，确实让进场观众“不会失望”。正如主创团队一直在强调那样，这是一部“真诚”的电影。

然而，在肯定这部作品感人、真诚的基础上，我们可能也需要思考一下现实题材电影，如何努力避免因为过度追求笑点和泪点而将叙事“程序化”。

影片开始，莫三妹在工作的间歇，给女友发微信语音，铺垫女友这一条线索……为了给出喜剧性的风格暗示，莫三妹开始为武小文外婆进行“入殓”前，一头撞在了屋顶天花板上……为写小文舅妈“难缠”，让舅妈猜疑莫三妹偷戒指……为了再次给出喜剧性的效果，莫三妹和建仁脱衣服要求“搜我” ……为加强小文的困境，她的小表哥说：“你外婆在那个大盒子里，马上就要被烧成烟了”……莫三妹想要收养小文，但法律不允许，情急之下，打算跟女同事银白雪“闪婚”，但银白雪，则已经和同事王建仁领结婚证了。小文被生母带走，莫三妹正愁肠百结，这个时候，老爹去也，刚才还没有什么动静的天气，以电影叙事常用的方式，不失时机地下起了比拟观众眼泪的瓢泼大雨……老爹想要一个“私人订制”的葬礼，于是有了三妹姐弟在路上的追逐和烟花盛放……每一个让人笑的梗必然伴随着一个让人哭的梗，反过来也是一样：哭和笑的高密度交替出现，这导致观众像是进行一种由某种程序编织出来的情感“通关游戏”，也像一个个步履不停的长跑队员，到影片结束的时候，真可以说是笑够了，也哭够了，身体上爽了，感情上，也放空了。

问题是：看电影，是不是一个放空情感的过程？看电影是一个放空情感的过程，还是一个聚集情感的过程。

我们拍一部电影的时候，能不能将剧作当作是一种情感上的闯关游戏呢？小文大闹殡仪馆，殡仪馆办公室负责处理这个事情的，居然是莫三妹的已经和姐姐离婚但依然关心姐姐生活的喜剧性的前姐夫。莫三妹、小文、建仁、白雪甚至是三妹的老爹之间的问题都解决了，但为了三妹这个人物在人格上的继续成长，需要他在业务上突破一个难点，这样，三妹就得挑战自己所不能的事好像是为了接续这种哭与笑交替的程序，小文的已经被开具过“死亡证明”的亲妈出现了（这个时候观众是该哭还是该笑？还是哭笑不得？如果哭笑不得正是人生中常有的体验，那我们就权且认为这样编剧也有其合理性） 。

当电影的爱好者满足于剧本杀的时候，电影创作者，应该有更高的艺术追求，而不是满足于剧情中层层叠叠的惊险、意外、催泪和搞笑。满足于在票房上对观众的需求的“成功猜测”，并不将最好的才华、最深刻的思索以及最大的精力花费在对艺术性的追求上，这正是令人担忧的所在。因为一部影片，它的票房越是喜人，它被观众看到的几率就越大，而它影响观众的广泛程度和深刻程度，就更大、更深。观众在看到这样的影片之后，爽快地哭了，笑了，然后认为这就是一部优秀的影片所应该有的样子，这不能不说，是有些令人担忧的，因为好的艺术作品，毕竟还担负着提高观众的审美水平的责任。作为一部现实题材影片，遵循现实主义的美学风格，依然是特别应该的。而现实主义的美学风格，并不仅仅指的是在影片中拍到街巷、市井以及能够让人感受到现实生活之“烟火气”的场景，不仅仅是武汉话、鹦鹉洲长江大桥、早餐摊以及居民的生活状态，而是应该在剧情和剧情、剧情和场景、人物与剧情与场景之间，建立一种“有因果”“能生成”的关联。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不应被简单地理解为呈现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而是要让典型环境能够生成典型人物，或者说，让典型人物能够来自典型环境，这里面包含着对剧情以及人物的性格成长的“情感观照”，因为如果艺术家能够设身处地地为人物着想，那么，莫三妹到底能不能仅凭一句老爹的鼓励，就能完美领悟技术难关并且将其付诸实践？已有人物之间的矛盾解决之后，如何进一步深化作品的主题而不是拉进一个从未出现的新人来引起下一组矛盾？小文的坏舅妈、缺少同情心的表哥以及在家里说话不算数的舅舅这一组来自经典叙事动力方式的人物关系，和今天的中国社会、武汉生活之间的关系，其切身性应如何体现？这其实关系着到底是将剧作当作闯关游戏还是当作我们身处其中的“问题性”本身来对待，是一个艺术观念的问题。

所以我一方面祝贺像《人生大事》剧组这样的年轻一代的电影创作者，能够赢得可喜的票房，同时，也希望他们能够超越票房这个追求目标，不止于票房这个评价标准，朝着现实主义艺术杰作的方向，继续努力。演员朱一龙的形象转型、殡葬题材进入中国电影故事、将殡葬行业的从业者比喻成种星星的人、互不相识的大人和孩子因偶遇而互爱，共同成长，这都很好，但是，还可以更好。

（作者：裴亚莉，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