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房黑马《我的姐姐》：定制女性话题，赢得女性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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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清明档，由殷若昕执导的电影《我的姐姐》成为了票房黑马。与此同时，针对片中张子枫饰演的姐姐在影片结尾的艰难抉择，在网上掀起了各种讨论。尤其是女性观众，不但是影院中观影的主力军，而且也是对影片中的安然最能感同身受的一群人。可以说，这是一群女性创作者针对女性观众而量身定制的一部女性话题电影，它的卖座，证明了这部电影已经成功触动了女性观众内心深处的心弦，赢得了她们的认同。

　　《我的姐姐》故事并不复杂：父母意外去世，留给安然一个六岁的弟弟，两人从未谋面。现在安然面临人生选择：一是去北京考研，离开这个让自己伤心的地方；要不就是留下，照顾弟弟，回归家庭，日子过得平淡如水。就像片中朱媛媛饰演的姑姑一样，当年为了照顾弟弟，也就是安然的父亲，牺牲了自己的学业。

　　显然，创作者在这里设了一个“二选一”的圈套，“去北京考研”意味着一个自由奔放的外面世界，可以尽情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而留在老家，就要养大一个六岁的弟弟，必然没有过多的精力来经营个人的生活。

　　这让我想起了顾长卫导演的第一部电影《孔雀》，张静初在片中也是扮演一位向往外面世界的“姐姐”高卫红，家里有一个智障的哥哥和一个少言寡语的弟弟。高卫红曾经向往当一名空降兵，自由地翱翔在蓝天，但这个梦想最后没有实现。后来，她嫁给了一个自己不爱的小职员，眼神里的光芒越来越黯淡，最后终于泯然众人矣……

　　可以说，在《我的姐姐》里，安然面临的两套选择道路中，《孔雀》中的“姐姐”就是“安然选择照顾弟弟”后的那条路，这条路的后果已经在《孔雀》里表现了。

　　可贵的是，《我的姐姐》的创作者并没有帮助安然选择其中的一条，而是采用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尾。就像导演说的，按照安然的性格，她一定会去北京考研，追逐自己的梦想；但另一方面，影片结尾，弟弟已经主动接受了被领养的命运，但安然却在弟弟领养人提供的要她“永远不见弟弟”的协议书上签字的最后一刻，转身带着弟弟跑了出来。这说明她内心中还是舍不得这个弟弟，血缘亲情战胜了利益算计。

　　可能会有观众提供很多点子，想办法找出解决安然面临难题的完美答案。但我看来，这只是电影的一个噱头，目的只是让观众沉浸在主创设定的游戏规则里，而影片最想表达的内容，是一对素未谋面的姐弟从一开始互相排斥到逐渐互相了解，再到建立起足够的信任，血缘纽带慢慢连接上，最终互相接纳的过程。或者说，这是一个从小受过严重心理创伤的女孩在父母因为车祸骤然去世后，从弟弟身上重新找回爱和温暖的故事，是一次安然作为女性身上自带的“母性”和“女儿性”的自然属性的修复过程。因此，影片中最让女性观众感同身受甚至潸然泪下的，是安然在影片中展现出来的被“重男轻女”的父母有意无意烙下的伤口，比如影片中安然从小被父母打扮成“残疾女孩”，因为父母想利用政策再生一个男孩。当真相被发现后，父亲就是对她一顿打；或者是年幼的弟弟无意说的一句“我们的爸爸好像不是一个人，他从来没有打过我”。这些安然在原生家庭中经受过的心灵上的创伤，会在一部分女性观众身上找到共鸣。虽然现在在大城市里，“重男轻女”的现象已经很少见了，但不得不承认，在一些小地方和边远地区，类似的愚昧想法依然存在。《我的姐姐》公映后，立即在网上引发观众的热烈讨论。有人认为安然应该毅然决然地远走高飞，去追逐自己的梦想，“这才是新时代女性的形象。”安然“太磨叽了”。

　　不管社会如何发展，科技如何进步，人类的自身困境其实都没有太大的改变。现实社会中的每个人，都会在人生不同阶段遇到不同方向的艰难抉择。电影让人感动的，是片中安然跟弟弟逐渐培养起“姐弟情”的戏份，电影院里哭声最大的也是影片最后姐弟俩一起踢足球的画面。如果弟弟在片中的大人世界里就是一只被随意抛踢的足球，谁都想一脚踢飞这个麻烦，那么，安然最后的举动，说明她最终接纳了这个曾经陌生的弟弟，建立起了女性血液里天生的母性和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