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谈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为啥火

　　“这部电影接地气，老百姓喜欢看，因为家乡的故事，让每个人在电影中找到了自我，实现了审美客体和主体的互动。”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张宏在《我和我的家乡》作品研讨会上指出，创新是电影成功的法宝。影片艺术创新要做到“疑”“笑”“思”“敬”，观众带着怀疑的态度看故事，怀疑过后达到让观众笑出来的效果，在笑的过程中开始对主题、对人生、对扶贫进行思考，最后致敬这个时代。

　　10月11日，适逢电影《我和我的家乡》在“国庆档”热映之际，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在京主办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作品研讨会。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主任徐粤春主持，张苗、王君、尹琪、王一川、胡智锋、丁亚平、戴清等影片主创和评论家围绕“小康大片的新景观”这一主题，从创作和评论的不同角度，探讨了电影的成功奥秘和借鉴意义，同时也指出了影片有待完善的空间。

　　“影片实现了强刺激、强共鸣、强共情三要素，当结尾唱到歌曲《我的祖国》时，家乡和祖国强大带来那份共情达到了最高点。”北京文化董事长高级助理、电影娱乐事业部总经理、《我和我的家乡》总制片人、总发行人张苗讲述了电影创作感悟，“首先，解题很关键。第一，不拘泥于农村脱贫，而是上升扩大到整个社会喜迎小康；第二，准确捕捉社会情绪，喜迎小康是‘喜’，用喜剧这种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类型；第三，选择最杰出的华语喜剧创作力量；第四，选取分段式、集锦式表达。此外，要有一个优良的制片机制，采风体验极其重要。创作规律是每个人发自内心表达，而不是简单完成一次号召。”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一川认为，影片塑造了一群有缺点的“小人物”，让观众在笑的同时感受到小康时代日常生活的温馨和安宁氛围，展现出一种以喜为正的人物形象美学创新。“这表现为从正剧型人物转变为喜剧型人物，从而引人发笑，将爱乡之情与变乡之志紧密交融起来，从根本上把喜剧型人物当作正剧型人物来刻画，着力挖掘、展现和建构他们身上的正面品质。这种以喜为正的人物形象美学，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有着一种美学突破意义。”

　　“《我和我的家乡》接续《我和我的祖国》，成功打造出中国特色新的电影类型——国庆片。”北京电影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胡智锋指出，“国庆片”具有三个突出特征：中国情调，体现为对祖国、故土、家乡牵肠挂肚的情怀，对生我养我育我的亲人、爱人、友人、师长等刻骨铭心的情感，对七彩斑斓现实生活喜怒哀乐、甜酸苦辣的情趣；中国模式，由主管部门牵头，电影导演、演员群体汇合，同题异做，拼盘式组合，形成中国电影人群体合作的独特模式；中国仪式，将“我”与“国”、个体与集体紧密联系在一起，唤起共同记忆的家园景观、生活场景、方言土语、民俗风情等，聚集起强烈的共情与共鸣，形成向祖国、家园、故乡献礼致敬的集体仪式。正是这样的探索创新，让凸显中国特色的类型电影“国庆片”脱颖而出，成为人们寄托情感、情思，具有鲜明中国气质、中国味道的新类型片。

摄影：文博

　　“影片形散神聚，以小博大，用五个相对独立而又主题统一的故事，呈现普通人热爱家乡、扶助家乡的故事，表现了对家乡的牵连和眷恋，让真正的中国文化、中国精神呈现出来，富有当代价值。”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丁亚平指出，《我和我的家乡》是对八十年代以来“小康电影”创作的一次重要突破与拓展。作为写人和农村的戏，通过农村和“家乡”故事，折射一个时代的历史风云，感召和激励更多的人关注以至参与到新的农村和社会建设中。表面上写的是“家乡”，实际上写置身今日中国农村扶贫攻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人，他们修路、支教、抗沙、扶贫……为祖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电影在让人物显现的同时，侧重聚焦、展现一系列惠农政策和农村新面貌，在时代的歌声中推出了一部“小康大片”。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戴清谈到，电影五个单元的故事很有新意，跳出了以往脱贫攻坚影视剧的流行模式。影片巧妙定位“家乡”这一最能引发大众共情的话题，极大拓展了表现主体和时空；每一段虽然都是小戏，但把握了以小见大的艺术转换与创作规律；以短视频直播连接各个单元，令人耳目一新；在突出乡村主体性地位方面、开掘讽刺喜剧的文化功能方面，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摄影：王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