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戴锦华：电影正越来越依赖技术、远离文化

　　继2016年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之后，李安再次以新片《双子杀手》表达了他对电影技术的执着与热情。影评人木卫二认为，这部电影的宣传节奏依然没有摆脱《比利·林恩》的困局，“除了120帧，3D、48帧或60帧之类的技术词汇，除了李安高清二度试验，大家批评请小心轻放之外，《双子杀手》的特工故事简直老套得像布达佩斯地下室的死人骨头。”在社交网络上，网友们也围绕《双子杀手》到底是不是一部好电影、看李安更多是看故事还是看技术展开了一次又一次辩论。

　　2016年11月，《比利·林恩》甫一上映之时，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与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电影学者戴锦华聊了聊中国电影。她如何评价李安新片的120帧、4K、3D技术呢？当技术填满屏幕使每一个画面都饱满而流畅，观众从中可以获得些什么？数码技术在整体重构社会的同时如何改变了我们看电影的方式和意义？戴锦华认为，加入了大数据等技术“秘方”的电影可能“成为一个绕开心灵和思想去抚慰你或者操控你的手段，观众被感动不再需要电影在情节上制造催泪弹，只要按照一种视听光影的配方就可以感动人”。她继而表示：“我觉得这很可怕，电影真的成了一种兴奋剂、安慰剂，越来越依赖技术、大数据，越来越远离文化。”

　　在《双子杀手》上映之际，中国文艺评论网节选转发界面文化旧文一篇，以期与读者一同从技术化的电影入手，思考我们所要面对的更为严峻的技术革命的冲击、日益分化的人类社会以及历史文化在中国的缺席与错位。

专访戴锦华：

电影正变成兴奋剂，越来越依赖技术、远离文化

戴锦华（照片由戴锦华老师提供）

　　在经历了连续三年的野蛮生长之后，2016年的中国电影市场，出人意料地呈现疲态。资本不再疯狂，票房持续低迷，然而电影引发的话题却丝毫没有减少：先有吴天明遗作《百鸟朝凤》制片人跪求排片量，后有郭敬明新片《爵迹》引发的对真人CG技术和本土玄幻制作的争议，粉丝经济和大IP似乎已不再是票房的万灵药，大数据和虚拟现实是否代表了电影的未来？李安再次挑战新技术，张艺谋、陈凯歌携大制作回归又能否带给观众耳目一新的体验？

　　在其代表作《雾中风景：中国电影文化1978-1998》16年后再版之际，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与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电影学者戴锦华聊了聊中国电影，以及身处剧变之中的中国社会。

　　回溯写作这本书的那段经历，戴锦华坦言，那是她经常限于迷惘和困惑的时期，“非常希望能够整体地把握中国社会的变化，却常常力不从心”。而近来她又有了相同的困惑，“我们生活在一个更加没有参数的时代，使得很多既成的思路和方法很快就失效”，作为学者，她深感责任重大，却不得不悲观地承认“更加艰难的时刻却正在到来”……

　　历史文化缺席，中国的文化自觉难以形成

　　界面文化：书中提到，90年代的张艺谋和陈凯歌以及一系列的“乡土中国”电影确立了世界视野中唯一可辨识的“中国电影形象”的范本，那么当今的中国电影摆脱了这样的范本吗？或者说形成了何种新的范本吗？

　　戴锦华：应该说这样的范本不存在了。中国用成千上万的游客，成千上万的消费能力，已经整体地改变了世界对中国的想象和理解。过去那个时候，中国是遥远而陌生的，是不断被污名化的，因此一个远远滞后于西方文化、有待于西方来拯救的中国文化就会成为世界性的中国想象。而现在中国崛起作为一个经济事实，彻底改变了这种文化和心理事实。资本和经济实力给了中国更多的发言份额，我们现在有机会在世界上去发出声音，更重要的是，别人也有了倾听的愿望，虽然这个愿望是高度功利性的，更多地在政治经济的层面发生。

　　另一方面，在这本书成书的十六年间，中国社会发生的过程，名副其实的、非常具体真切的就叫全球化的进程。而全球化的进程就是对差异性的消灭和抹除，我们的生活和文化差异性确实越来越小，我们的电影也是一样。比如说《白日焰火》，它本来是有东北老工业基地衰落颓败的大背景，但是西方人首先指认出来的不是这个，而是后工业社会抛弃了工业都市的问题，是黑***里蛇蝎美人的故事，他们很容易用自己的标准去认出这些东西。他们指认出来的这些东西真切地存在在电影中，而他们没有认出来的东西并不影响他们指认出来的东西的成立。这就是中国进入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带来一个根本的变化。

《白日焰火》剧照

　　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到今天为止，我们依然没有找到用自己的方式讲述自己的故事的路径，无论是理论、文化、话语、还是文学、艺术、电影，我觉得我们没有找到这样的方式。我们还没有认出来我们有什么特殊的情感逻辑、价值逻辑，这个逻辑不仅要是中国独有的，还得是具有人类价值的。更严重的问题是，我们并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我们认为全球现在越来越趋同，我们完全可以采用那些普泛性的逻辑和价值。但问题是，我们完全忘记了那些普泛性的逻辑和价值是在欧洲历史当中，为了人家自身产生出来的，欧洲文化或者整个西方文化都只是一种区域文化。我们身居不同的地域，拥有完全不同的历史，但是我们好像并没有很自觉的愿望去寻找不一样的逻辑和讲故事的方法，甚至是评价电影的标准。

　　界面文化：为什么我们还没有形成这种文化自觉？

　　戴锦华：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就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非常独特。在没有侵略殖民的压迫下，很少有一种完全自主的文化现代化过程，是以彻底的否定自己的文化作为开始的。五四运动快要100年了，它的伟大意义不用去质疑了，但是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双主题是相互否定的。我们反对帝国主义，那么它的对立面就是民族的、主体的；我们反封建，就是用封建二字把整个前现代中国的文化历史彻底否定，从打倒孔家店开始，我们决绝地、在自我否定、荡涤一切的意义上重新开始的。我们面对历史的无物之阵，也制造历史的无物之阵。这种决绝的自我否定、自我批评、自我怀疑就是中国近代历史最宝贵的遗产之一，但是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它也制造了巨大的债务。历史文化的缺席以及我们同它之间的隔膜，使它很难有机地进入我们的知识系统，支配我们的情感结构。

　　另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是中国革命的进程，因此现代化才是成功的。从辛亥革命开始，我们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所有样式的革命。革命本身就是一个暴力摧毁、清理地基再重建的过程。没有经历革命而独立建国的非西方国家普遍带着沉重的债务、巨大的枷锁，我们固然付出了更沉重的代价，但是我们真的能够在被摧毁的地基上面重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唯一的例外。我们没有那种重建民族文化的急迫感，不像印度，一独立建国，第一件事情就是重建印度文化，因为它急迫地要从自己的文化资源中去寻找理论。

　　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强国，逐鹿环球，加入到世界格局的重组之中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加没有了那种急迫，反而有一种幻觉，仿佛我们可以重复西方的经验。但是大家忘记了，中国之所以要采取这么极端的不断革命的方式来完成现代化的进程，是因为我们一次次痛苦地意识到，我们没办法重复西方历史。另外，大家拒绝看到，中国现在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位置，是因为西方各种既存的逻辑、既存的道路都遇到问题了，所以那些最主流的西方政治学家经济学家都跑来讨论中国道路。这时候，中国要开始主导和创造新的模式，那么至少中国自己的历史，包括20世纪的历史，必须成为一个新的文化资源的提供者。

　　界面文化：为什么在全球化的冲击如此势不可挡的今天，中国的本土化要求还是没有被提出来呢？

　　戴锦华：中国的本土化，或者叫民族主体、文化自觉，事实上是在发生着的，但是更多的是在日常生活层面。过去有身份的人一定是喝咖啡的，而今天就是茶文化，瞬间复活，作为一种身份象征。还有就是在新的通俗小说的写作中，突然之间道教文化——尽管是经过很多误读和改写的道教文化——开始复活，开始有修仙、剑侠类的小说。

　　但是这些太不够了，我们所需要的并不是这种表面的、时尚性的、消费性的东西，我们要提出的问题、面临的工作要艰巨得多。其实五四以来，一方面是反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一直在被倡导和实践。为什么一百年后我们还是两手空空的感觉？说明它的艰难。我希望这种茶文化和修仙能够自外而内延伸，但这不是能自然发生的事情，需要我们高度自觉地去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