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现实主义电影的创新性发展：评电影《音乐家》

革命现实主义电影的创新性发展

——专家眼中的电影《音乐家》

　　1938年，武汉沦陷后，诗人光未然带领抗敌演剧队第三队从陕西宜川县的壶口附近东渡黄河。在目睹黄河的惊涛骇浪时，光未然被船工们搏风击浪的精神所感染。次年，抵达延安的光未然用5天时间创作了《黄河大合唱》组诗。这部壮美的诗篇打动了著名音乐家冼星海，他在延安一座简陋的土窑里，抱病连续写作六天六夜，终于完成了传世之作《黄河大合唱》的作曲。1939年4月13日，《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次公演，随即引起巨大反响，成为全面抗日歌曲的“主旋律”。

《音乐家》剧照

　　80年后的2019年5月17日，电影《音乐家》全国公映，这部由西尔扎提·牙合甫导演，胡军、袁泉、别里克·艾特占诺夫主演的影片，讲述了著名音乐家冼星海在卫国战争期间辗转来到阿拉木图，在极端寒冷和饥饿的残酷环境下得到哈萨克斯坦音乐家救助的故事，是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两国首部合拍的电影作品。

《音乐家》剧照

　　在日前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主办，《电影艺术》编辑部承办的电影《音乐家》观摩研讨会上，李准、尹鸿、饶曙光、丁亚平、周星、陆绍阳、皇甫宜川、艾克拜尔·米吉提、周由强、谭政等专家学者，与沈健、西尔扎提·牙合甫、姚春光等电影《音乐家》主创共聚一堂，探讨了影片的艺术特色与创作得失。

电影《音乐家》观摩研讨会现场

　　《音乐家》紧紧围绕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的一生展开，着重表现了他在举目无亲、贫病交加的艰难境遇中，结识了哈萨克斯坦著名作曲家拜卡达莫夫一家，并与他们缔结下深厚的国际友谊。后来，冼星海在对祖国的思念中，修改《黄河大合唱》并创作出交响诗《阿曼盖尔德》，为哈萨克斯坦人民反法西斯斗争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支持。

　　谈及执导《音乐家》的经历，导演西尔扎提·牙合甫表示“非常难忘”。他表示，冼星海的精神不仅影响着中国人民，也感动着哈萨克斯坦人民。“80年前，《黄河大合唱》在中国的大地上响起，之后又在哈萨克斯坦回响。冼星海用音乐让中哈两国人民达成心灵上的沟通，人类共同的命运在激昂的乐声中唱响。”西尔扎提·牙合甫希望通过塑造冼星海这一伟大人物形象，传递人类共通的价值观与情怀。

导演西尔扎提·牙合甫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著名文艺评论家李准认为，《音乐家》极具感染力，没有半点说教意味，生动而真实地展现了人民音乐家冼星海人生最后的华章，以写实又具有史诗品格的艺术手法，深情讲述了很多中国观众并不十分了解的中哈人民之间的深厚情谊，彰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通过观看影片，我们更加深刻地了解到，最优秀的音乐作品一定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冼星海抱着一把小提琴，就能在世界各地找到自己的同志和朋友。他的音乐思维、音乐技巧、音乐作品，是全世界人民共同拥有的宝贵精神财富。”冼星海在影片中的一句台词令李准印象深刻：“音乐是没有国籍的，但失去了祖国的音乐家却是无根之木。”李准表示，爱国主义是贯穿《音乐家》全片的主旋律，“冼星海始终心系着祖国——他的根在中国，他的事业在中国，他创作的源泉也在中国。”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著名文艺评论家李准

　　中国影协副主席、清华大学教授尹鸿评价，《音乐家》是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电影国际合作的创新性成果，堪称一部具有鲜明国际视野的鸿篇巨制。“《音乐家》中冼星海多次表达了‘音乐没有国界，但音乐家有祖国’的理念，影片在全球反法西斯战争的大背景下，一方面浓墨重彩地展示了中哈人民间的友谊，另一方面又深情地表现了冼星海对祖国的眷恋。”尹鸿表示，影片的高明之处，在于没有将这种眷恋的情感抽象化、概念化，而是通过冼星海对家人的千般思念，更加柔软、真实、艺术化地展示了出来，“这种情感表达方式不是排他性的爱国主义，而是全世界共通的爱国主义，彰显了主创团队的全球化视野。”

中国影协副主席、清华大学教授尹鸿

　　尹鸿同时认为，《音乐家》展现了一种难能可贵的革命现实主义艺术风格，影片依靠厚重的艺术传统支撑，在剧情设计、人物设置、场景设定、氛围营造等方面，体现出了一种复古但不落伍的经典革命美学风格。尹鸿的观点得到了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所长丁亚平的高度认同。丁亚平认为，《音乐家》是一部向“人民电影”致敬的佳作，以纯粹、干净、有力量的艺术手法，向人民文艺、革命文艺传统献礼。“影片显示了一种积极的现实主义电影的魅力。”丁亚平认为，现实主义不仅要强调真实性，同时要具有导向性，“《音乐家》不仅塑造了一位民族英雄，更书写了这位人民音乐家的心灵史，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感染着观众、感动着观众。”

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所长丁亚平

　　与此同时，专家学者们认为《音乐家》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李准表示，作为一部表现音乐家的传记电影，音乐本身理应具有重要的叙事功能：“但遗憾的是，《音乐家》的配乐缺少一段特色鲜明、令人眼前一亮的主旋律音乐，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影片主题的表达。”尹鸿则认为，《音乐家》里主要人物行为的动机性稍弱，或多或少会影响观众对人物命运的关注度和期待感。“主旋律电影应当更好地与观众沟通，要让观众体会到片中人物身上的压迫感和危机感，同时人物要在这种压迫感和危机感中做出主动的选择。对于《音乐家》这类缺乏强事件冲突的人物传记片而言，更需要通过有效的艺术手法，依靠人物自身的内在张力推动剧情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