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美人《泪光中的新电影》

一、 两种意象：窗户和镜子

镜子是电影中非常重要的意象，有时候它甚至可以成为表情达意的关键细节。在让·科克多（Jean Cocteau）的“奥菲斯三部曲”[1]中，镜子是生死两个世界的交汇点，是死神进出之门。在赖纳·维尔纳·法斯宾德（Rainer Werner Fassbinder）的《世界旦夕之间》（Welt am Draht）中，不断出现的镜子也是虚拟世界的隐喻。

而在维斯康蒂的《小美人》中，镜子映照着人物的内心世界。在影片二十五分钟左右，美达琳娜出门之前在镜子前戴耳环，并自言自语“你该不会是对演戏有兴趣吧？”此处一高一低摆着两面镜子，仿佛照射着美达琳娜的理想和现实——一面是做一个著名的演员，站在社会金字塔顶尖俯视一切，另一面是巨大的现实之镜，让人不得不直面苍白的人生。美达琳娜对着镜子梳头

此外，在技术层面，镜子的使用还有加强纵深感的作用。比如理发店这一片段，镜子的使用让镜头在非常拥挤狭小的理发店内同时看到美达琳娜以及镜子里的玛丽亚和安诺瓦兹。延展空间的镜子

窗户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在德·西卡（Vittorio De Sica）的《偷自行车的人》（Ladri di Biciclette）中，三次关窗的动作是电影的节拍器。在奉俊昊（Joon-ho Bong）的《寄生虫》（Parasite）和贾樟柯的《三峡好人》中，窗户是一个取景框，框住景观和社会。而在《小美人》中，窗户直接揭示了赛康尼一家的经济状况。暗示赛康尼一家经济状况的窗户

美达琳娜打开窗子让外面的光线照进来这一动作，让赛康尼家的居住情况一览无余。从外面的车辆和行人来看，他们住在一个类似半地下室的环境里，采光极差，连墙面也是残破的。一个小孩路过，自然地成为了一个窥视者，一个俯视的窥视者——更显赛康尼一家的困窘。

二、 两个视点：母亲和女儿

在维斯康蒂的创作生涯前期，他的镜头总是关切地跟着底层人家。在《小美人》中，维斯康蒂将母亲和女儿作为两个视点，勾勒出了赛康尼一家不停与悲惨现实抗争但又十分无望的生活图景。

但是，母亲和女儿作为影片的两个视点的这个事实，在中译名中被削弱了。这部影片的意大利语原名叫“Bellissima”。这个词汇的意思是“特别美丽的”（阴性），并没有突出“小”这个概念。中译名上加了一个“小”字，可能是基于对贯穿影片的线索——玛丽亚的试镜的把握。但是这样翻译存在着对主题的曲解，因为它有抹去美达琳娜和其他女人的倾向，影片的视点不止玛丽亚一人，美达琳娜的存在也同样重要。母女关系是其他一切关系的根源，母女两人的冲突是情节的助推器。玛丽亚在影片中六次哭泣就是冲突的标志，她的泪水是儿童强烈的抗议。被成人夺走话语权之后，儿童只能通过提高分贝，来换取成人片刻的妥协。

玛丽亚第一次号啕大哭是在影片的开始，母亲美达琳娜和玛丽亚去罗马电影城（Cinecittà）试镜，关键时刻玛丽亚却走丢了。美达琳娜找了很久终于找到了她，急得打了她一巴掌，玛丽亚当场大哭。这个片段让观众从一开始就有了一个意识：母亲可能是一个望女成凤的人物，逼迫女儿进入电影界。在此处母女关系已经有了一个母亲完全占据主导地位的基调。这是母亲的威权和女儿的被动之间的冲突。

第二次的泪水在拍摄写真时出现。在取景框中，美达琳娜摆弄女儿玛丽亚的下巴，玛丽亚突然大哭。这里的哭泣看上去毫无理由，但是这却契合了孩童天性。任何成人的“理性”说辞在这里都无效了，玛丽亚只是为哭而哭——这也说明了母女两人至始至终都不存在有效的沟通，不管是拍摄写真，还是之后的舞蹈课，还是去试镜，都是母亲单方面的望女成凤的意愿。

此外，美达琳娜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她曾告诉过别人玛丽亚今年五岁，但是在影片的开始，播音员就说明了演员的年龄需要在6岁到8岁之间。观众由此可知美达琳娜实际上是为了试镜，谎报了女儿的年龄。而当美达琳娜听说演员要会跳舞时，瞬间变得面色凝重，这种思绪万千的样子又和玛丽亚的与任何利益无涉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是成人的利益趋向和儿童的无辜单纯之间的冲突。

也有发生在家中的哭泣。父母亲发生了争执，父亲说明天不用上课，要带玛丽亚去吃冰淇淋，做出承诺之后他离开了，灯光随即变暗，房间外的光源照到玛丽亚脸上，她委屈地哭了。这次流泪的场景在剧中比较特殊，因为这是唯一一次玛丽亚的独处时刻，在这个片段中玛丽亚非常成熟懂事，在大人走后，她才默默流泪。在这个片段中，镜头非常缓慢地靠近，怜悯地俯视着小女孩，随后灯被关掉，仅留下一丝微弱的光线，反射着玛丽亚眼睛里的泪光。夜晚的宁静反衬着小女孩的伤心和害怕，安详的小提琴为这次冲突做着悲剧性的伴唱。哭泣的玛丽亚

最后一次哭泣回到了罗马电影城，不过这次是通过电影这一媒介出现的。玛丽亚念着诗歌，突然大哭。是玛丽亚的哭泣和观看者肆无忌惮的大笑之间的冲突。观看者都是掌握选角权力的人，坐在暗室里，好像在审判这个年仅5岁的小女孩。镜头不断地在玛丽亚和观看者之间切换，从玛丽亚孤独地站在桌边大哭切换到观看者大笑的群像，从安诺瓦兹的中景迅速切换到玛丽亚泪流满面的特写，用强烈的对比突显出观看者的残酷冷血。[2]

但哭泣不仅是冲突的象征，也是冲突化解的原因。在影片的最后，母亲带着女儿在长椅上坐下。意识到女儿成为了别人嘲笑的对象，母亲终于有所醒悟。周遭却是喜气洋洋的管弦乐队，乐景衬托着哀情，美达琳娜再也没能止住自己的泪水。美达琳娜态度的转变，使该人物有了弧光。但是讽刺的是，美达琳娜的态度转变的完成依旧是靠自己的醒悟，玛丽亚本人的作用依旧非常少。这次以母亲最后的妥协和对女儿的维护结束，但是只要沟通和理解的桥梁没有落成，以爱之名的绑架依旧会发生。

三、 泪光中的新电影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意大利带来了残酷的打击。连年的战争让国内的工业生产几乎停摆，巨额的战争赔款更是让意大利原本脆弱的经济更加不堪一击，大量的工人失业，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是与此同时，由于受到了美国马歇尔计划的援助，意大利的经济又开始在短时间腾飞。到了1950年，意大利的经济基本恢复至战前水平。这种民生凋敝但工业化又在不断加速发展的奇特场景，落在人民的生活上，就表现在贫富差距的扩大——最先从战争的经济打击中走出来的总是特权者。这是同期的意大利电影不断刻画的现实。1948年的电影《偷自行车的人》（Ladri di Biciclette）和1952年的电影《罗马十一时》(Roma Ore 11)中，很多人为找到一个工作费劲心思，但也有一些人过着无比优渥的生活。对这种状况的刻画也处处体现在《小美人》中：罗马电影城前挤满了来试镜的人，有些人穿着华丽的演出服，但有些人连买件像样的衣服的钱都没有。到处都是脚手架，工厂烟囱冒着黑烟，一切都百废待兴。 远处的工厂排放着黑烟

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之下，人们的心理是复杂的。既需要医治战争创伤，又需要向前看并解决当下的生存问题。但是繁荣的经济前景总是能给人希望，人们辛勤工作，攒钱买衣买房，因为他们看得到陆续开工的工厂和商店，这些都是未来美好图景的象征。在这种情况之下，在废墟中兴建家园，人们总是悲喜交集的。

这种情绪也体现在了这部影片中。在苦涩、无奈的基调之下，也不乏温情。意大利人似乎是天生的乐观主义者，就算在逆境中，也要念诗、看电影。美达琳娜就算生活再艰难也要想着攒钱给女儿买一条好看的裙子，就算是知道安诺瓦兹在欺骗她，也只是爽朗一笑。处在困窘之中的赛康尼一家，不会总是去追问“怎么办”，而是在不停地说“总是会有办法的”。这也是导演维斯康蒂对战后人民的关怀和赞美。

整部影片几乎都浸没在晶莹的泪水里，但在美达琳娜岳母家吃饭的场景，是整个电影的绿洲。在这一幕，几个主角坐在一起，母亲暂时放下对女儿的要求，也对安诺瓦兹的欺骗行为释然，他们甚至忘记了种种烦恼，开始谈论起足球。但是这个绿洲只是海市蜃楼，回到了罗马电影城之后，影片又回归了悲伤和无奈的主旋律。

作为维斯康蒂创作前期的重要作品之一，《小美人》有非常明显的新现实主义特征。如非职业演员的启用[3]、长镜头的大量使用、对底层人物悲欢的细致刻画等。但是《小美人》这部影片其实也存在着很多传统的新现实主义之外的东西。这部影片以玛丽亚的试镜为主要情节，在描绘赛康尼一家的挣扎的同时，也将镜头对准了当时的电影工业，无不讽刺地展现了商业与娱乐的虚妄、浮躁和危险的本质。维斯康蒂开始将镜头对准被异化的人，开始关注人类的精神的困境。他《小美人》这部影片中饱含热泪凝视着人类的生存困境，新现实主义在这片泪光中逐渐模糊、远去，大幕落下。

参考文献：

[1]戎殿新.评战后意大利的“经济奇迹”[J].西欧研究1989(02):20-28+63.

[2]张潇. 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废墟美学[D].吉林大学2015.

[1] 《诗人之血》（Le Sang d'un Poète）、《奥菲斯》（Orphée）、《奥菲斯的遗嘱》（Le testament d'Orphée ou ne me demandez pas pourquoi!）

[2] 此外，玛丽亚背诵的诗歌来自一个19世纪的意大利诗人阿尔纳多（Arnaldo Fusinato）的《威尼斯的最后时刻》(L’ultima ora a Venezia)，这首诗写于1849年，本身反映的就是一个冲突——威尼斯人对奥地利帝国入侵的抵制。这首诗在影片中不断出现，也是导演维斯康蒂左翼立场的一个展现。

[3] 比如送衣服女工就是由非职业演员诺拉·里奇（Nora Ricci）饰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