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三角《鲁本·奥斯特伦德：美是一种货币【译】》

作者：Damon Wise / Deadline（2022年5月20日）

校对：覃天

译文首发于《虹膜》

在短短十年间，鲁本·奥斯特伦德已经确立了自己作为一名新的戛纳电影节大师的地位，并且轻松完成了进阶——2011年的《儿戏》在导演双周单元亮相，2014年的《游客》晋升了一种关注单元——然后就是2017年的讽刺佳作《方形》一举夺得金棕榈奖。今年，他带着由哈里斯·迪金森、查尔比·迪恩·科里克和伍迪·哈里森主演的《悲情三角》回归（译者注：鲁本已经凭借本片跻身了双金棕榈得主的行列）。这位瑞典导演兴高采烈地跟记者分享了一切——甚至包括影片的结局——但他的电影与其说是关于故事情节，不如说是关于人，而他最新的主题——时尚界，为他的忧郁思想提供了大量养分。

问：重回戛纳的感觉如何？再度入围主竞赛会紧张吗？

鲁本：对于回到这里我并不觉得紧张，但在等待入选通知的时候还是挺绷着的，甚至有点心烦。现在当然已经放松下来了，对于能够再次入围主竞赛单元，我感到很高兴和欣慰，也非常期待给观众看到这部电影。这次比较特别的是，自从疫情爆发后，限制终于放宽了不少，所以我期待着在电影节上，我们能够一起回到电影院的氛围中去。

问：能简单介绍一下《悲情三角》吗？

鲁本：首先，我可以告诉你「悲情三角」是什么意思。如果你的眉毛之间有一道皱纹，它在瑞典语中被称为「麻烦纹」（the trouble wrinkle），意思是如果你在生活中遇到了很多麻烦，就会长出这种皱纹。但是你只需要打一针肉毒杆菌就可以在15分钟内抚平它。这是一个来自整容手术的术语——不是整形手术，而是整容手术——我认为这很滑稽。它就像一个关于表面和美丽的黑暗而滑稽的评论——我们对美丽、外表的迷恋，以及我们往往相信，如果我们能在自身周遭构建起一个强大的外壳，我们的内在问题就将随之得到解决。

问：这个故事是关于时尚界的，是吗？

鲁本：是的。而我之所以选择以时尚界和美容业作为新片的背景，是因为我的妻子，我们俩在2014年左右相识，她是一位时尚摄影师。认识她的时候，我很想了解关于时尚界的事情——它有一些可怕的方面，同时又很有吸引力。她告诉了我很多关于男模的事情，例如男模特并不被认为是一个地位很高的职业；男模的收入是女模的三分之一或更少，所以这可以说是我们社会的一面镜子，两性的角色对调了。我的意思是，这是为数不多的男性收入低于女性的职业之一。因此，以这个为出发点，我对「美是一种货币」的概念产生了兴趣。

问：影片是如何以此为起点发展起来的？

鲁本：故事首先从时尚界开始，然后登上了一艘豪华游艇，最后落脚在一个荒岛——影片基本上就发生在这三个不同的场景。

问：影片的演员阵容很强大，是有一位突出的主角，还是说侧重于群戏？

鲁本：应该说有两位主角。一位是哈里斯·迪金森，他是英国人，在片中扮演一名男模特。另一位是查尔比·迪恩·科里克，她是南非人，在片中扮演一名女模特。这对夫妇将是整部影片的焦点。但在许多方面，它也是一部群戏电影，因为在游艇和岛上，大概有八名演员同场飙戏，我们为每一个人都安排了相当吃重的戏份。我们有来自菲律宾、德国、法国、瑞典、丹麦、美国和英国的演员，所以这部影片也是十分国际化的。

问：《方形》曾因150分钟的片长而受到抨击，这部影片的时长如何？

鲁本：这一次其实也差不太多。但这个故事本身是需要花时间来铺陈的，毕竟我们还有三个主要的场景。我希望它能像壁画一样，让观众有一种成人版过山车的丰富体验——因为它将会很有趣，但完全是为成年人准备的。

问：意思是说会有成人内容吗？

鲁本：并没有具体地指向。或许有些内容是挺成人的，我现在还不能说太多，但肯定有些东西不是家长想让孩子看到的。

问：这部电影完全是诞生于疫情时代的一部作品，是吗？

鲁本：没错。我们是从2020年1月开始筹拍的。当时疫情刚出现苗头，并且很快蔓延到了欧洲，我的脑海中几乎立即响起了警钟。于是我们开始抓紧拍摄。因为封锁政策，我们在三月中止了拍摄，一直等到了秋天。事实上，我们在六月也拍了一点镜头：我们把伍迪·哈里森请到了瑞典，并且争取在封锁前的窗口期拍完了这一部分。然后我们飞到了希腊，拍了影片最后的部分，刚好赶在又一次封锁的前一天杀青。所以说，我们拍摄这部影片时几乎是在和疫情打游击。

问：你们在希腊拍摄的时候，是不是还需要和人群保持距离？

鲁本：是的。希腊有一些政策——比如说我们没办法都登上同一艘船，诸如此类。我们有一次做了1160人次的核酸检测，幸运的是，所有人都是阴性，只要有一例阳性，整个拍摄或许就会泡汤，整部电影也无限延期。尤其我们当时要拍摄在游艇上的戏份，租金可不便宜。当然，拍摄也有很多有趣的事情，整个经验也很棒，因为所有人都配合无间，能够抛开分歧，协作解决问题。所以，尽管有诸多问题，我们的拍摄还算顺利。

问：整个世界在过去五六年也改变了许多，这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影响吗？

鲁本：当然。我认为《不要抬头》是一部很棒的电影，即使它试图（刻意）讽刺，它仍然是准确的。这些事情正在发生！但显然，我关注的是更小的层面。我对人类之间的社会互动更感兴趣，当我们产生某种尴尬的时候，或是处理丢脸的恐惧等等情况。

但影片中的某些部分确实是呼应时代的。比如，在游艇上，伍迪·哈里森扮演的信奉马克思主义的船长，对船上的客人——那些富有的乘客进行报复，刻意在天气不好的时候进行晚宴。所有的乘客不得不在暴风雨来临时吃大餐，而这将会演变成一场混乱。只有一个人没有晕船，他是一位俄罗斯寡头。所以，来自美国的共产主义者和来自俄罗斯的资本家，坐在一起喝酒，开始谈论政治。

我成长于八九十年代，东方和西方阵营不断地将各自的意识形态推向对方，到了现在，突然之间发生了乌克兰这档事，我们似乎又回到了这种东方/西方阵营的思维模式。在许多方面，它是如此的过时，但它确实又发生了。

问：你2014年的作品《游客》被好莱坞翻拍成了《每况愈下》，你和那部电影有关系吗？

鲁本：没有，我放手让他们去拍了。我很高兴他们想要进行翻拍，而且我认为让他们拍出自己的版本很重要。我没有任何异议。你可以将其看作一部戏剧在剧场反复上演——每个人都有机会呈现自己的版本。而且那部电影里确实有几场不错的戏，我对此倒是有点嫉妒。

问：回过头去看《游客》这部作品，它可以算作是你的突破之作吧？

鲁本：对我来说，《游客》确实是我开始关注男性行为的第一部电影——包括男性形象以及这个时代的男性身份。然后《方形》也在探索身为一个男人的意义，我们在挣扎什么，外部世界是如何看待我们的？可以说，在许多方面，《悲情三角》是这个三部曲中的收官之作，它真正在探究身为一个男人意味着什么。我从自己的生活中得到了很多灵感。

问：这部电影改变了你对时尚界的观念吗？

鲁本：没有。我的意思是，从事时尚界的都是很好的、正常的人，他们与其他行业的人没有什么不同。只要你了解他们，你就不会因为他们对服装的痴迷而感到震惊了。我不喜欢时尚界的一点是，它试图通过利用我们的不安全感向我们推销服装和产品。

举例来说——影片中也有所表现——如果你关注那些非常奢华的品牌，你会发现他们的模特基本上从来不笑，似乎在看不起消费者。就像是，他们处于等级制度的顶端，而这些衣服的销售实际上是为了让你在所属的社会群体中伪装自己。所以，如果你为那些服装豪掷千金，你也可以站在等级制度的顶端，看不起其他的人。反过来，品牌越廉价，他们的模特就越是面带微笑、热情洋溢，就像是，「也许我们都处于这个三角形等级的底部，但我们会一起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我想说的是，时尚界对于社会学的知识了如指掌。

原文链接：

https://deadline.com/2022/05/ruben-ostlunds-triangle-of-sadness-cannes-competition-12350194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