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战钢锯岭》观后感影评

《血战钢锯岭》观后感影评

《血战钢锯岭》开始有了批评的声音，这很正常。当一个东西被捧到神坛时，需要有些人去把它拉下来、踩几脚，由此也可以继续往前走。可有些批评我还是觉得不够贴切，有为批评而批评的感觉。批评得不到位，也就等于踩错了部位，这无益于前行。为此我还是来讲讲我为什么欣赏、推崇它的缘故。
毫无疑问，《血战》是一部主旋律电影，如果美国有“主旋律”这个说法的话。但是，吉布森可以把这“主旋律”拍得异常特殊化、个体性。电影要讲述战争的本质是救人而非杀人，也讲述美国宪法、军队可以尊重和保护特殊个体的权利和信念。这些价值观都极其主旋律，甚至是非常美国化的主旋律。有人或许对此非常反感，因为被一种讲述主旋律即是有问题的简单的思维逻辑约束着。必须说，这种思维十分狭隘。主旋律并不只是政治概念，也是个社会学、伦理学概念，它涵括了人性。

基本面的需求，也包括个体自由等等。主旋律内容宽泛，只是我们该怎么讲述、该讲述哪些主旋律的问题。
我们可以拿今年的《湄公河行动》作个简单比较，“湄公河”也是典型的主旋律电影，但是它不可能像好莱坞战争片那样世界大卖，它无法真正走进世界。不是因为它其他方面拍得不好，只是因为它讲述主旋律观念的方式有问题。当一个拯救的行动是国家行动时，它的感人之处就变成了烦人所在。因为工作任务而去献身，这还是前现代的思维方式。民族国家是值得为之付出，尤其是它派出的任务是正义的任务时。

但是，在现代世界，人们内心里都潜藏着反抗宏大力量的种子，因为国家任务而成为英雄，这种思路直接地限制了影片的发行范围，导致它无法真正走向国际，无法获得世界性的价值认同，它违逆了现代世界所主张的价值法则和思维逻辑。如果换一种表达方式，从私人、个体、人性视角去讲述，取消对权力的献媚一维，这会从“血”上实现更新，如此可以肯定它能再成功几倍。
《血战钢锯岭》所言说的以及其言说的方式，其实从多个角度为美国文化进行了宣传。反战和对战争的本质理解，以及对个体权利和信念的尊重与保护，以及对《圣经》、基督教的信仰，还有家庭的爱，这些都很明显，是美国社会一直都在推崇的价值。

而在电影的表达方式上，吉布森应该不是特意要去宣传美国价值观，但他的表达方式，正好是美国价值观的一部分，即使目前还不是，它也可以迅速地转化为美国价值观，这就是美国文化的吸引力。吉布森选择这个救人的战争故事，选择多斯这样一个特殊的个体来讲述，这一题材选择本身，就奠定了电影成功的基础。这一方面，我曾经跟朋友说，它其实已经超越了《拯救大兵瑞恩》，“拯救瑞恩”的行动是人道的，但也是国家的，它也有着更为***的“政治任务”性质。“拯救瑞恩”依然还是经典，但它的确也成了传统、成了问题。
比如我们今天会问：为救一个人，牺牲那么多人值得吗？这是一个不能回答的问题，或者说是个复杂思辨的哲学、伦理学问题。在这方面，“血战”却给出了一个新的回答方式，从故事本身去说不能解决，但从讲述方式上来看，“血战”表明我们完全可以更换一下视角，以讲述同样的人道精神。

可以详述《血战》的叙事方式，吉布森选择多斯这个特殊的人物，有人说这是“怪人”，不可信。但我以为，这种“怪人”思维才是不可信。我们可以不谈电影是基于历史事实来改编的，尽管这是电影叙事和观众观影的心理基础，我们只谈电影内部逻辑问题。多斯的信仰，来自家庭，来自自己的经历，至于这份经历能否让他形成那么巨大、那么纯粹坚定的信仰，这个是无法怀疑也无法肯定的。一个人对自己的信仰能够有多坚定，这因人而异，我们不能否定这个世界存在着多斯这样的“偏执狂”。
我说“偏执狂”的时候，是以我没信教的心理、身份基础来说的，所以不可信，在基督教环境里，或许他做到了偏执才是正常。这种有信仰基础的人物精神设定，其行为也就不再怪异，有了合符精神信仰的心理逻辑。如此，多斯就不是“怪人”，这一人物形象，就不会是一个“潘金莲”式的人物。

在是否可信这一面，我们可以拿《我不是潘金莲》来做个比较。《我不是潘金莲》里的农妇李雪莲，要伸冤为自己正名，这个心理基础也可信。妇女内心的一些积郁，它可以繁衍出不屈不挠的力量。但是，小说、电影只依靠这样一个可大可小的心理基础来支撑整个故事，其基础是不牢固的。在可大可小的心理基础问题上，它跟多斯可以一比。
多斯的上帝信仰，在很多人看来，也是可大可小的，信仰上帝的士兵有无数个，但只有多斯如此执念。像李雪莲这样有各种冤屈的女性也有无数个，但如李雪莲那样不屈不挠去伸冤要求正名的也就她一个。这两种“执”，看似精神逻辑一致，但其实有着本质的不同。

信仰上帝，这有着宗教基础，是很严肃的信仰问题，坚守这种爱人和救世的信念，可成伟大；战争期间上战场救人，这又是一个无比严肃的选择，战争和救人，这是大是大非问题，选择上的正义性和人道性，可成真正的英雄。两个方面的结合，才有多斯形象的存在。
而李雪莲的冤屈，即使有着心理基础，它也是一个纯粹个体的问题。她的冤屈，在今天看来并不构成什么问题，尤其是现代人眼中，“潘金莲”形象并没有什么大不了，为此，人们（尤其男性）并不会有多大同情和共鸣。而且，即使在相信伸冤这种心理基础和行为选择非常必要、重要的情况下，她所要申诉的东西也还是太个体，要抵达的层面也太具体。

她“为己”的时候没有“为他”的维度，也就失去了艺术作品该有的更多张力。我们当然清楚，潘金莲的故事只是一个象征，是个隐喻，小憋屈暗示着民间大冤屈。但是，这申诉、伸冤的过程，是和官僚、体制问题打交道，这肯定是一个严肃的话题。对此，如果严肃地去碰撞，似乎不太可能，那么用戏谑的方式来讲述呢？影片确实讲出了官场的滑稽、体制的瘫废等问题。但这些戏虐笔法，到头来，生成的更是蚍蜉撼大树的悲哀感，它模糊了问题的宏大与严正，也消解耗尽了个体形象以及电影的存在意义。
对比可见，《血战钢锯岭》虽然是特殊的个体、特殊的视角，但其历史逻辑和精神逻辑是可靠的。建立在这些逻辑基础之上，再去虚构出憾人的救人场面，甚至把信仰的力量夸张化，也都显得可以理解。

这种精神力量的放大化、英雄化，让影片的残酷场面和多斯救人的光辉场面相互交织，这就像是基督降临在苦难人间，魔鬼（战争本身）在吞噬生命，他则手持《圣经》救死扶伤。这种英雄化的表达方式确实是传统的，甚至非常明显是在传教，这方面可能是人们评价此片时最可纠结的一面。但反观一下，跟影片要表达的东西、多斯形象的存在意义相比较的话，这一渲染笔法是不是可以谅解？可以追究，但我更乐意把它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