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三万里影评观后感

长安三万里影评观后感


影院暑期档，正在热映的国风动漫《长安三万里》受到追捧，一边看电影，一边背唐诗的“学习式观影”引发热议。这部电影我在电影院看了一次，在电脑上断断续续看了两次，就算是三刷吧，本来没写什么，看了那么多网友的评论之后，感觉还是我自己写点儿啥吧。

先说说这部电影的优缺点吧——其实我个人觉得很多都是夹杂在一起的。

先说画面。

追光动画的技术和功底，从《新神榜：杨戬》到两部《白蛇》（我个人很喜欢第二部）已经证明过了，完全没有问题。这次的《长安三万里》有些风景画面可能有些用力过猛（比如灯火通明，用发电站也未必能达成这样规模的长安城），但很多画面我愿意直接拿来做屏保。

至于人物形象设计，我觉得很符合这部电影的整体风格。可能有人会质疑这些人物的腿为什么都那么短（但愿别上升到另一部动画电影的“小眼”风暴），但其实很容易理解：电影中所有的马匹走的是唐代“昭陵六骏”的风格，那么人物形象也要与之相对应，结合一些唐俑和壁画的风格，浑然一体，我个人觉得没有任何问题。

但有一点小遗憾的是，在一些人物面部表情和一些细节刻画方面，还是有迪士尼“花木兰”系的痕迹，当然我觉得这也没什么大问题，本身这也是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只是我希望也相信，我们终会走出自己“中国风”的特色。

然后说故事情节。

这部电影名义上的主角是高适，但实际上的大男主无疑还是李白——没办法，以李白的性格和才华，是无法做配角的。

主创人员切入的角度还是很巧妙的：高适很适合做一个长期稳定的观察者，以他的视角展现一批人的故事。其实他就像一个下副本团队里的牧师，冷静地站在一旁，为团队的其他成员加血加光环（李白应该就是能操各种华丽大招的法师了）。而且高适作为牧师，天赋点的是“暗牧”，自己也保证了一定的伤害输出，这也让他不会被观众遗忘，甚至有时可以成为独当一面的角色。

为了电影故事剧情的完整，主创团队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时间线，或者出现了几个张冠李戴，这都可以理解，但有些情节我觉得如果再严谨些，并没有坏处。

比如最后李白下狱求情那段，主创为了剧情完整，发挥了最大的想象力，借程姓太监监军之口，说是高适写信托郭子仪搭救——而高适的表情反应给观众的感觉是：他默认了。但事实上，迄今没有任何史料留下记载，能证明高适在营救李白这件事上说过一句话，出过一份力。

其实从史实上看，高适在这件事上选择沉默也并非不能让人理解，因为玄宗和肃宗这两个皇帝最恨“结党”，一旦发现，惩罚超乎尺度，而李白当时“众人皆欲杀”，他的天真任性程度也确实让不少人摇头（影片中借一个童子之口不断点醒他，应也有对比之意）。

电影这段的演绎，我个人持保留意见，不功不过，但确实也觉得拿不出好的办法——既然无法回避李白的“千里江陵一日还”，那又怎么补上高李交情裂缝上的这块砖呢？如果呈现客观事实体现历史的真实复杂一面，却又与合家欢的结局不符。

与之相比，电影硬要把那个太监套个程姓引人联想起大宦官程元振，把一个明明人人唾骂的奸佞塑造成剑眉英武的形象，似乎就没什么必要了。还有，把明明是投降且后来为安禄山写信招降自己部将的哥舒翰，表现得得如此悲壮雄浑，也挺难让人理解的——可能是为了不折损高适的光环吧。

用高适和李白的友情撑起全剧，是一个不错的点子，但透过绚丽的画面探究故事的本原，你会发现这个剧情其实是撑不起168分钟的。所以，最终只能依靠那些耳熟能详的大唐诗人名字像“报菜名”那样鱼贯而出依次出场龙套，好歹也算是一个噱头，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都可以理解，导演也只能说是尽力了。

这里还要提的，就是全剧40多首各种场合出现的唐诗。

这确实是个“甜蜜的烦恼”：拍唐朝诗人的电影，不可能不出现唐诗，而一首首大家耳熟能详的唐诗登场，确实也会引发很大共鸣。

但这些诗怎么出现，出现多少，绝非是个简单的问题。

于是我们看到各种见缝插针，就坡下驴，顺势而为，堂而皇之，暗渡陈仓。其中有的恰到好处，有的中二略尬，有的难以评说……而作为我个人来说，我还是只能说一句：“也不容易”——毕竟还是放进去了那么多。

总体而言，这并非是一部完美无瑕且能讨每个人欢喜的电影，也未必能满足一些唐诗爱好者或者是李白铁粉的期待，但于我自己而言，我还是喜欢这部电影。

因为我觉得这部电影提供了一些以前缺失的东西。

有不少人问我：这部电影适合孩子看吗？

我的回答是：这不是一部拍给孩子看的电影。电影中有些桥段和感受，对成年人而言恐怕也有些沉重和唏嘘，相信绝大多数的孩子们未必能够体会到。

但我还要加一句：完全可以带孩子去看。这倒不是说整部电影里那些许多孩子们早已背得滚瓜烂熟的唐诗——据说不少场次因此成为了孩子们大声背诵的“赛诗会”现场——而是动画电影用它特有的方式向孩子们展现了一幅瑰丽的唐朝画卷，以及一个个生动鲜活的诗人形象。

这是我看完这部电影的一个最大感受——无论你是否喜欢这部电影，觉得它是否有改进空间，但它确实用动画的形式向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唐世界。

电影中的盛唐美景如诗如画，李白、杜甫、高适、王维等一众诗坛“顶流”陆续登场，让观众梦回“大唐群星闪耀时”。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银幕上带着醉意的李白举杯吟出《将进酒》，与诗人朋友驾鹤飞越星河，在九天之上与仙人共饮。这段颇具浪漫主义的瑰丽想象，令网友纷纷破防，“看到流泪，只有中国人才懂那些诗词里的浪漫。”
电影不仅在美术层面有所突破，更探索出关于中国叙事的新路径。“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当穿越千年的诗句透过银幕与观众相遇，长安的繁华气派、梁园的田园风光、扬州的温柔妩媚、塞北的苍凉辽阔，与回响在历史深处的吟诵一齐“唤醒”了观众骨子里的文化基因。

自2015年推出长篇动画电影《小门神》后，该公司开始明确定位青少年群体为主体观众，并通过情节设置拓展其他家庭成员参与观影。

在随后推出的《白蛇》系列动画、《新神榜》系列动画中，追光动画持续选择春节、暑假等较为成熟的电影放映档期，以抓住暑期档和春节黄金档的观众流量。这种定位意识使得系列影片能够更加精准地吸引目标观众，并通过片尾的“彩蛋预告”锁定同系列下一部影片的观影人群和预期票房收入。坚定理性而不舍追求，动画光影的闪耀令人赞叹。《长安三万里》又跨上一个新台阶：超越常俗、跨越年龄、诗意葱茏、暗衬历史、文武融合、国漫造型新探索！

这一次难以想象的《长安三万里》竟然168分钟的片长推上院线，却还收益了目前的15亿票房，成为中国影史动画电影第3位。《长安三万里》超长片长似乎会挑战观众的观影耐心和审美体验。但同时，这也表现出创作团队对影片内容和表达的充分信心，不过于紧凑、略带随性的叙事节奏使得全片呈现出中国水墨画卷般的诗性和写意，导演团队也希望在这样广阔的叙事空间中展现更加丰富和深刻的故事情节，打造一部内容充实、观影体验独特的中国动画电影作品。

不仅于此，更难以想象以一个诗人和一群诗人的际遇伸展出近50首诗歌，还呼应耳熟能详的自小背诵而让人们津津乐道，文化追求的执着难有其匹。更匪夷所思的是，从一开始似乎叙事氛围立在边关危机，诗人将军高适面临着换将暗影，被前来督军的公公责问，却竟然开启了叙事回溯他和李白的关系，跌宕不止，悬疑丛生。

《长安三万里》的“出圈”是传统文化拥抱大众的一个缩影。近年来，一批深具东方美学的爆款文艺作品深受年轻人喜爱。比如，《如果国宝会说话》在严肃中玩梗，拉近千年文物与年轻观众的心理距离；《上新了•故宫》将建筑艺术与沉睡数百年的传奇文物带到大家面前；西安大唐不夜城互动游戏“盛唐密盒”有梗有趣，寓教于乐；《唐宫夜宴》《洛神水赋》等节目技惊全网……
“中国式浪漫”风行背后，可以说是文艺领域践行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成功探索。传统文化并非曲高和寡，只要找到时代化的表达，让观众与中华文明共情，它们同样可以飞入寻常百姓家，为大众所喜闻乐见。
“只要黄鹤楼的诗还在，黄鹤楼就在。”《长安三万里》中诗人高适的这句话引发共鸣。它提醒我们，传统文化这个资源宝库，仍然有广阔的可挖掘与利用的空间。
中华文化底蕴深厚，余韵悠长。只要用心、用情探索传统文化之美，观众的反馈即是最好的双向奔赴。恰如高适的那句诗，“莫愁前路无知已，天下谁人不识君。”

《长安三万里》不仅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却敢吃螃蟹不蘸姜醋，居然选择以安史之乱为背景。

安史之乱当然很重要，那是大唐国运的转折点，却不关孩子们什么事。

那么，孩子们为什么能看下去？

只能解释为好看。画面好看，故事好看，人物好看，尤其是李白。李白也许是中国古代最招人喜欢的诗人，不信请看他的代表作《将进酒》：

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

五花马，千金裘，

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豪放吗？

豪放。

慷慨吗？

慷慨。

但，五花马，千金裘，谁的？

主人的。

哈哈，慷他人之慨啊！

更何况，人家当真有“万古愁”要与你同销吗？

未必。

但，李白说有，那就是有。

所以，跟他一起过日子会如何，难讲。

只读他的诗，痛快！

也就是说，只有作为“诗人”的李白是可爱的，《长安三万里》对他的人设也丝毫没有跑偏。他的天真烂漫，他的放荡不羁，他的没心没肺，都淋漓尽致。有人批评影片没有表现出李白心系天下的家国情怀，这恐怕是搞错了对象。有那情怀的是杜甫好不好？李白哪有？

治国平天下的能力，他同样没有。

只要看李白和高适对待永王的态度，那政治水平就高下立判。

李白却偏要说：天生我材必有用。

有啥用？

他不清楚，我们清楚，那就是当诗人。

诗是大唐的精神，是大唐的灵魂，也是大唐的生活方式。

只有海纳百川的大唐，才出得了李白。

这是大唐的荣耀，这荣耀高适看见了，我们也看见了。

42 岁的李白，迎来了命运的一次重大转折。

公元 742 年秋天，一份来自当朝皇帝的诏书，让他再次走进长安。

告别家人时，他写下一句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世人只知道李白是个惊才绝艳的诗人，却不知他自有他的政治抱负。

年轻时他曾到过长安。他试着去拜谒宰相、公主，求见高官，自荐经世之才，结果都未偿所愿。

那次短暂的停留和挫败，并没有消磨掉他的傲气。

李白对自己的才华深信不疑。“如逢渭水猎，犹可帝王师。”

多年间，他在大唐的土地上四处游历，但长安，从来都是他心中无可替代的那座城。

现在，他终于等来了那声召唤。

这是李白一生中距离帝国最高权力最近的时刻，浪漫的诗人踌躇满志。

也正是在这一年，唐玄宗李隆基做了一个决定，将年号从运行了近三十年的“开元”改为“天宝”。

大唐的每一次聚会，都离不开音乐和美酒，但真正的主角，是诗歌。

那是最适合大唐帝国的语言。

在没有文字之前，民间就有了诗。

先民们对自己生存情状的记录和吟唱，便成了诗。

世界上很多民族的历史，都是从诗开始的。

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经由孔子选编，更是成为儒家思想的重要经典。

而飞扬的精神，孕育了飞扬的唐诗。

写诗，成为唐帝国风靡的时尚。

众口相传、家喻户晓的诗句，是最好用的社交名片。

唐朝诗人群星闪耀，那些被后世不断提及与怀念的名字，正流传在帝国的大

街小巷。

诗人们以诗相交，扬名立万。

诗人之间的吟诵、欢饮，常常通宵达旦。

有人醉卧，有人醒来，梦中的佳句就这样飘然降落到人间。

李白永远都是聚会的焦点，他散发着独特的气质，那是与大唐最契合的气质:洒脱，豁达，天性流露。

朋友们都喜欢他，他似乎就是那个“手可摘星辰”的“天上人”。

只是，除了举杯邀明月，李白还有更大的志向。

寻求精神自由的同时，他也试图在政治上一鸣惊人，这是他矢志不移的两大追求。

诗意折射人心，人心映射时代。

李白的性格，恰好承接了盛唐的两面:浪漫与进取。

生逢开元盛世，是李白的幸运；他的少年和青年时期，正好遇上了大唐帝国的鼎盛年华。

而他，几乎就是开元时代的化身。

始于公元618年的唐朝经百余年积累，历经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到玄宗一代，一切都达到了巅峰。

街市繁荣，乡野殷实。人口从唐初的二百余万户增长到了约九百万户，国力空前强盛，整个社会从上到下弥漫着一种安乐祥和之气。

这一切，源自唐初的一系列制度建设。经完善后的三省六部制，确立了新的组织结构，既有互相制约的权力设置，又强化了皇权的力量。沿袭于西魏的府兵制被继续启用，成为国家安全的军事保障；科举制度在唐朝最终成熟，源源不断地为治国安邦输送人才。唐朝的政治制度，全面积淀了自秦汉以来中国古代的制度优势，有这个强大的基石支撑，唐帝国昂扬向上，一路升平。

接替开元的天宝元年，距立国已有124年；这个生机勃勃的国家依然那么动人，自信与从容遍布在寻常巷陌。

相对于带有开创之意的“开元”，“天宝”或许更符合唐玄宗此时的心境。

他正在进人人生的晚年，该打的仗已经打过，该走的路已经走过，是时候安享太平了。他对自己的国家甚为满意，他希望自己治下的这个伟大时代，能和那些不朽的诗篇一起，被永久传诵。

于是，唐玄宗想起了那个久负盛名的天才诗人——李白。

在大唐的万千气象中，诗歌是那个流芳百世的精魂。在大唐的无数诗人中，李白是一面万众瞩目的旗帜。就在李白兴冲冲准备奔赴长安时，在东都洛阳，而立之年的诗人杜甫，刚刚完成了人生的一件大事，他成家了。

杜甫生于书香之家。

祖父官至修文馆直学士，在诗歌创作上成就卓越，是初唐“文章四友”之一因为母亲早逝，父亲常年在外为官，杜甫幼年时就被送到洛阳的姑母家寄住。

杜甫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是像父辈那样求取功名。他也一直沿着这个轨道前行。

24岁那年，他参加了一次进士科考试，结果不中；但他并不灰心，独自一人登上泰山。那是儒家的精神圣地，先师孔子曾发出“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慨叹，杜甫则以一首体势雄浑的《望岳》，在诗坛以气骨峥嵘的姿态登场。

他期待着有一天，“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但现实永远在考验每个人的理想。

杜甫的时间年轮上，一直接连不断地布满哀伤，父亲和姑母先后撒手人寰，家境日渐衰落。

杜甫本来就不爱交际，现在，他只能越加发奋地读书，等待下一次科举考试；除了埋头苦读，他也时常约人一起演习礼仪。如果来日有机会进入庙堂，他一定会行出最标准的大礼。

有时候他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他快要等不起了；有时候又觉得太慢，属于他的机会迟迟不肯降临；更多时候，寂寞让时间仿佛停滞。就在焦灼和平静的交替中，他和唐帝国一起，度过了“开元”年号的最后时光。

独自一人的时候，杜甫会想起，自己的心底始终还有一个向往:成为李白那样潇洒风流的人物，一边访名山大川，一边写诗交友。“醒时相交欢，醉后各分散。”

杜甫还没有见过比自己年长11岁的李白，但他熟悉李白那些奔放飘逸的诗句，那些仿佛来自天际的、带着仙气的诗句。

不过，这位诗坛的后起之秀明白，自己有比写诗更重要的责任要完成，科举出仕是唯一的途径。

安静的日子容易让人产生错觉，以为时间永远不会结束。

历史就这样缓缓走进了公元742年，天宝元年。

无论对干李白，还是杜甫，这一年都显得意味深长。

从气宇轩昂走进长安，到意兴阑珊地离开，诗人的天真在一年多时间里就被现实政治击得粉碎。

李自受到唐玄宗的嘉奖，并被赐予官职，但却是毫无实际权力的翰林学士。那是一种伎术官，也就是拥有某种技艺或术数的官吏，职责是陪侍皇帝游赏。

李白突然意识到，在皇帝眼里，他和那些占星卜卦之徒并无二致，兼济天下的理想成了笑谈，无比失望的诗人恢复了呼朋唤友、豪饮欢歌的本性。

虽然皇帝待他足够宽容，但奢靡禁锢的宫廷，终究不是李白想要的生活。而他放荡不羁的行为，也无法见容于权贵；终于有一天，李白递上辞呈。皇帝批准了他的请求，并“赐金放还”。

性格决定命运，李白的命运，其实一早就由他的天性注定了。

在洛阳，杜甫终于见到了偶像李白。

长安失去了李白，却成全了一次千载难逢的相遇。

公元744年，由此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

这时候的李白，仕途受挫，无限风光烟消云散。

这时候的杜甫，前途未卜，郁郁多年仍不得志。

这样的两个人，在这样的时刻见面了。

奇妙的缘分和惺惺相惜的才情，让他们很快相熟。

后来，高适如约而来，三人一起登高怀古，寻幽访胜，甚至骑马打猎。“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那一年的春天和秋天，他们写诗、畅饮，忧思和欢愉都无比纯粹。

《长安三万里》中高适李白的相交源于青年时一次策马飞奔的相遇，而此次曝光的“一生情谊”特别视频展现的却是二人最后一次离别的画面。高适即将赴边关从军，李白提议和高适再次比试相扑，刹那间，青年时的回忆浮现，曾经意气风发的二人逐渐变成沧桑的中年人模样，时间更迭，心中志向与知己情谊却不曾改变。高适转身赴沙场，李白对着这位相识多年的挚友喊道“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这首诗二十年前我就是照着你的模样写的，高适！”话中含着特别的勉励与不舍，令许多观众落泪。

性格不同的高适与李白是神交的好友，他们通过各自的方式追逐“心中长安”，历经万事，以诗表达心中情感，以坚韧面对所遇困境。李白勉励高适“你心中的锦绣，终有脱口而出的一日”，高适也几次跨越千里赴李白之约。山高水长知己情谊不变，朴实耿直的高适在暮年沙场一战中使用的正是李白所教计谋。直至高适大器晚成回望往昔，仍会感慨“就算是天下人人识君，其中又能有几个知己”。

诗人总是格外敏感的。在小天地里纵情时，他们也感知到了大唐帝国的变化。

就在李杜二人相见的这一年，唐玄宗将纪元方式从“年”改为“载”。天宝三年，变成了天宝三载。以年纪元是从周朝开始的。在那以前，“夏曰岁，商曰祀，唐、虞曰载”。或许，唐玄宗认为自己缔造的政清人和，可与上古贤君尧、舜比肩。

对杜甫来说，和李白的欢聚是快乐而难忘的，虽然他仍旧带着一些谦卑，两年时间里，他们见了三次。

李白带着杜甫寻仙人，找仙草，炼仙丹；因为遇见李白，苦闷的杜甫抬头看了看天。

在开元盛世度过人生的盛年，幸运的李白也是不幸的，他将在人生的下半场，不断遥望那段无法重现的华彩。

归于山野未尝不是件幸事，但即便是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李白，依然会有“东风吹梦到长安”的眷恋。进则儒，退则道，一直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两重选择。

唐朝风气开化，儒、释、道三教并列，承继本土思想之源的儒和道，是两股不同方向的激流。

做一个儒者人世建功，还是追随道家出世，追求个人自由?每个人都将主动或被动地做出选择。某种意义上，是时代的激流，冲击着、塑造着个性截然不同的诗人，而他们，也将赋予这个时代截然不同的气质。

一边是生计无着、几度沦于饥寒交迫的境地，一边是不得不奔走求告于达官贵人的屈辱。希望与沮丧渐渐都变得毫无新意，疲惫而窘迫的杜甫在长安度过了匆匆数年。

熬到天宝十载，事情似乎有了转机。

皇帝打算举行祭祀盛典，杜甫接连献上《三大礼赋》，受到赏识，进入了等候分配官职的行列，结果，一等就又是四年。

面对长时间的困顿，44岁的杜甫不得不妥协，接受了一个芝麻小官，主要职责是看守兵甲器杖，管理门禁钥匙。

蹉跎落寞中，杜甫偶尔会忆起和李白的相聚，他记得那些高天流云，大江大河，世外道仙。

但此时的杜甫，已从头到脚都浸泡在苦难之中。而无数个体生命的悲剧，只是更大的危机的预演。

天宝十四载冬，公元755年12月16日，安史之乱爆发。

这是一个刺骨寒冷的夜晚，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携部下史思明，以奉密诏讨伐当朝宰相杨国忠为名，从河北起兵反叛。

八品小吏杜甫刚刚上任一个多月。

惊天之变，猝不及防，叛乱如晴天霹雳一般，震撼了太平已久的大唐帝国。安禄山的部队一路南下，势如破竹。拱卫长安的最后一道屏障潼关，半年后失守。

72岁的唐玄宗带着几千禁军，携家眷亲信，在夜色中逃离长安。

李白是经历了安史之乱全程的人物，可以说是见证了大唐帝国由盛转衰全过程的人，但从李白遗留的所有诗词文章中，找不到他对安史之乱的丝毫笔墨文字。我想，他是不愿意再回首的。

安史之乱爆发后，李白带着妻子宗夫人逃出睢阳，一路南逃。再晚走几个月，睢阳即将爆发安史之乱中最惨烈一战。

南逃中，李白碰见了“草圣”张旭，也听到了无数兵败的消息，他一度深感复国渺茫，欲效申包胥哭秦庭而无人可哭。一直到天宝十五年（756）秋，李白才与宗夫人在庐山隐居下来。

但乱世与修道并没有湮灭李白一生炽烈的入世之心。永王李璘起兵后，57岁的李白不顾宗夫人的强挽，加入了永王阵营。此时，他的心气直追14年前的二入长安，幻想来日像苏秦一样拜相归家，“归时倘佩黄金印，莫学苏秦不下机”。

在永王军中，李白写下了《长安三万里》中出现过的《永王东巡歌十一首》。他在这组诗中表现出来的忘乎所以与昧于大势，完美体现了他一直以来在政治上的幼稚，以及求官心切。

永王起兵虽得到太上皇李隆基的幕后支持，但因为与皇帝李亨分庭抗礼，被时人视作“叛乱”，除了李白，举国几乎没有其他著名文人加入。

偏偏李白加入了，更惨的是，仅一个多月后，永王就败亡了。这一个月的政治投机，就让李白身陷囹圄，甚至有性命之忧。在狱中，李白给各路友人及权贵写信以求脱罪，其中一封诗是寄给此时已经为高官的高适。

高适本是李白的旧交。天宝三年（744）前后，李白、杜甫与高适在梁宋（今河南省商丘市）一带同游，杜甫多年后曾作诗回忆当时情景：“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

高适并没有回信，更没有救李白。这固然可以说高适冷酷无情，但他若是担心被李白逆案牵连也是人之常情。当然，《长安三万里》给高适安排了一个忍辱负重的理由。

但李白还是足够幸运的，很多与他并无深交的人都参与了对他的营救，最终被轻判流放夜郎。

更幸运的是，乾元二年（759），李白至白帝城遇赦，立即返舟东下江陵，途中快船快意地写下了那首著名的《早发白帝城》。

现代人总说：愿你走出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可有多少人，在生活的磨砺之后，逐渐变得沧桑、胆怯，少年时的狂放、冲劲，早已消失在岁月中。

唯有李白，他好似一个少年，永远不知疲倦，永远热情地追求梦想。

李白的伟大无处不在，其中一处是，安史之乱对他的创作风格没有本质性改变，李白至死都是那个放浪不羁的“谪仙人”，绝笔仍在自比大鹏鸟，“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

同样是旧友，高适没有救李白，但他对落魄于蜀地的杜甫却尽力照拂。

据说，高适曾给杜甫寄过一首诗，杜甫当时没有看到，等到高适去世8年后无意发现，顿时“泪洒行间，读终篇末”。

在安史之乱中，李白附逆，王维陷伪，杜甫失官，年过五十的高适在仕途上则横空出世，凭借平定永王之乱乘风而上，官至节度使，如《旧唐书·高适传》所言：“有唐已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

在安史叛军兵临长安城下时，杨国忠与朝中诸大臣都惊慌失措，相顾垂泪，只有跟随哥舒翰守潼关的低层官员高适挺身而出，建议紧急动员，死守长安。

《旧唐书》给他的评价是：“尚节义。逢时多难，以安危为己任。”

高适的仕途固然比李白、杜甫和王维更为顺遂，但很多也是运气成分，更因为他站对了队：高适曾追随李隆基入蜀，但很快就回到李亨身边，在永王之乱中展现了对李亨的忠诚。

高适的政治军事才华远不如《长安三万里》中那么高明。在政治上，《旧唐书》说他“言过其术，为大臣所轻”，《新唐书》只是改了几个字眼；在军事上，高适也不是什么军神，“吐蕃取陇右，适率兵出南鄙，欲牵制其力，既无功，遂亡松、维二州及云山城”（《新唐书》）。

与仕途成就完全相反的是，高适作为诗人的文学成就基本上发生在安史之乱前——准确地说，是追随哥舒翰在河西任掌书记期间。

这段经历，成就了高适作为边塞大诗人的文学史地位，正如《旧唐书》所言，“适年过五十，始留意诗什，数年之间，体格渐变，以气质自高，每吟一篇，已为好事者称诵”。

作为在盛唐熠熠生辉的诗歌品类，边塞诗的辉煌随安史之乱而终。安史之乱后，大唐边军从河西、陇右等地内调勤王，宣告了唐帝国退出在西域和中亚的上百年经营，昔日的世界帝国收缩为一个“小中华王朝”。

没有了盛唐军功，没有诗人从军，又哪里还会有什么边塞诗？


安史之乱后，吐蕃出兵大唐西境，困守孤城的剑南西川节度使高适，向监军太监回忆起自己与诗人李白跨越数十载的情谊。凭借这一独特的视角，《长安三万里》讲述了一群性格各异、充满才情的诗人们的故事，让观众感受到他们诗酒风流、纵情快意的人生志向。

作为主角的高适和李白，在洞庭湖不打不相识，于二十四桥明月夜轻舟快行，江夏黄鹤楼纵酒题诗，梁园绿池间相扑竞逐；还有贺知章、杜甫、张旭、王维、王昌龄、岑参，甚至“乐圣”李龟年、“草圣”张旭、“画圣”吴道子等千古流传的名家，结为文友，连诗酬唱，兴之所至便留下深深一笔，组成气度恢宏的“诗友会”群像……在电影中，这些充满历史感的唐代诗人，无不借由诗歌的面貌出现，他们的诗词歌赋，观众早已耳熟能详，一听到就能触发记忆；而蕴藏诗中的儿女幽思、家国情怀，由恰到好处的影视化呈现形成了日常和细节，让人们对盛唐诗歌有了更多直观的感知。

随着诗人们的足迹和吟咏，锦绣诗篇喷薄而出，勾勒出更多由唐诗浸染而出的绚烂画卷。孔武有力的武士，玉颊樱唇的佳人，灵感源自于历史遗存唐俑雕塑和画作；夜船花雨舞佳人，胡姬酒肆笑春风，无不是狂艳丰美的时代特征。从开元盛世，到安史之乱，从长安、扬州到潼关、蓟北，诗人们眼中四海朝归九州腾的壮美盛景，一转而成金戈铁马的边塞悲歌……《长安三万里》诵的是诗，万里山河却都是历史风尘中的唐代气象，唤起人们萦绕心头的文明记忆和文化浪漫。

璀璨的大唐盛世下，是诗人们百折不回、寻梦理想的壮美篇章。《长安三万里》将诗仙李白从年少时的意气风发，到年长后的壮志难酬展现得淋漓尽致。在看重家族名望、出身门第的时代，作为商人之子的李白无法通过科举求得功名，因此，电影将纪实与想象结合，展现了一个身在“红尘”的李白，既有鲜衣怒马、仗剑天涯，也有入世曲折、出世无奈和暮年颓唐。

然而，通过诗中的意境，电影以大幅笔墨，展现出诗人不断追求理想的卓越精神。电影中，杜甫带着失意的中年李白去乡下拜访高适，夕阳斜照的梁园残壁上，发缕斑白、面容衰朽的诗仙不禁哀叹：“人间的道我是走不下去了……”但是，当带着醉意的他举杯吟出《将进酒》时，“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的震撼之音，与诗人们如梦如幻、如痴如醉地驾鹤飞天、扶摇直上，简直将浪漫和诗意泼洒到极致，展现了他们对理想的追逐、对生命的热情至死不渝。

正是诗人们将痛苦掰碎了融进诗里才有了精彩的流传，于坎坷中乐观前行的理想主义精神，穿越古今成为当代人的精神共振。“高兄，你心中的一团锦绣，总有脱口而出的一天！”这是电影中李白对高适的勉励，也是高适一生对自己的激励。遭遇了求取功名的失意、看到“战士军前半生死、美人帐下犹歌舞”的不公，他用木炭在陇西驿站亭的诗板上刻写下“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在个人命运与时代遭际触碰之时，用诗歌坚定理想和信念，展现中国诗人的精神世界和高贵人格。

乘着彗星轰然而来的天才诗人早已远去，不朽的诗作却始终奔涌在岁月长河中，让盛唐的时代风貌凝结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长安三万里》的放映现场，人们第一次感受到“影院里有人讲话”这件事毫无违和，因为只要影片中的诗人们开始吟诗，观众跟念、接续的声音就此起彼伏。文化自信在不经意间代代传承，让更多人找到情感共鸣和心灵归属。

“只要黄鹤楼的诗还在，黄鹤楼就在”“只要诗在、书在、长安就会在”……电影的最后，高适回答书僮的话，隽永动人，让很多观众的感情“共振”到顶点，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把过去和未来紧紧连接在一起。“竹简未枯心未烂，千年谁与更招魂”，“中国式浪漫”里蕴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只要用心关注、承袭、流传，这份文化魅力和文化自信就会绵延赓续。

诗在，书在，长安就在，只要我们一直阅读，一直流传，文脉在文化也就一直会存在，虽然剧情有些流水账，但最后拔高做得相当的戳心。高适和李白的每一次就此作别，以及三次相扑，都是两人命运的转折点，也是友情的转折点。相比起此前华丽的特效，反而觉得这次平实了很多，最惊艳的是《将进酒》。一直觉得历史片的意义就在于，能让那些教科书上的字，不再是“全文背诵”的命令，而是将盛世和乱世中怀才不遇的血与泪拍出来；能让教科书上历史人物的那些黑白画像，不再只是上课时无聊打发时间涂涂画画的表情包插图，而是拍出鲜活的浪漫的，跨越再漫长的时间也能让我们共感的，成仙前的那个人。

看电影时，总能想起以前读过的一本北冥鱼写的《长安客》。


大雁塔始终是长安城最讨人喜欢的名胜，特别是春天。春风渐暖，行道两旁的槐树返青，在蓬蓬绿色里，桃花，辛夷，次第开放，连风也被染上花香。进士科考试凑在初春二月放榜，在跃跃欲试的春华中，功成名就的得意也翻倍。

白居易二十八岁那年，终于迎来这样一个春天。他满心想着从此在长安城里做个受人尊敬的大官，为朝廷出力，并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武则天神龙年间开始，新进士在杏园宴会之后，都要去慈恩寺中大雁塔下题名。白居易也不例外。他的好友元稹也许曾提示他，四十八年前，他们共同喜欢的那个穷困潦倒、不甚出名的诗人杜甫也曾经登塔作诗。

也许并没有。这座城市里迎送过太多才华横溢的年轻人，数不胜数。他们都曾经满怀希望，来到这个国家最繁华的都市，相信会在这非富即贵的城市里一览众山小。那时候他们都年轻，都拥有卓绝的诗才，光明的未来仿佛触手可及。

年轻的杜甫跳着脚在小酒馆赌博，他对自己的才华太有信心，从没想过往后岁月的大雨里他会病在启厦门边的破屋中，积水成塘。天宝十五载（756年）的夏天，王维依然像往常一样进宫早朝，并不知道自己很快将会成为“安史之乱”里的一名俘虏。李白得意地写诗描述他在玄宗的宫殿里坐有象牙席，宴有黄金盘的恩宠，错愕万分地，他很快被皇帝放弃。

命运最叛逆，从不轻易满足人的心意。

这几乎是这本书里所有故事的核心：

得意的李隆基自以为心想事成，江山与爱情尽在掌握。太子被自己的铁腕手段吓得甚至不敢大声说话。他不知道的是，当他沉浸在华清池水雾迷蒙的霓裳羽衣曲中，渔阳战鼓正动地而来。在这场始料未及的“安史之乱”中，他的儿子抓住机会，谋划着对老父亲二十年压迫的报复——《公元756年夏天，城市在细雨中倾倒》。

渔阳战鼓传至华清宫的那几天，一个在长安蹉跎十年的倒霉诗人正越过骊山，他新得了八品官位，要把寄居异地的妻子儿女接到长安来住。黑夜里，当他把冻僵的手指揣进怀里，在山顶的北风中分辨出华清宫的乐曲声时，他不知道，他的小儿子没有等到他回家，已经饿死了。他也不知道，这一次离开长安，就是他与这座记忆里繁华富足的城市的永别。当他再次回来，它已经同这个国家的尊严一道被摧毁。但是，在这之后无尽的漂泊里，他总费尽心力想要回到这座对他并不友好的城市，这是他的责任。这是杜甫的《长安奥德赛》。

杜甫在“安史之乱”中被安禄山的军队抓回长安。他实在太不重要了，甚至可以在城里四处走动。不同的是，他敬仰的诗人王维已经被反绑双手，刀鞘捣嘴，从长安押解到洛阳。战争起来时，他像许多老实的朝官一样信赖他们的皇帝，在长安城里大家族纷纷举家南迁时选择留在城里。天宝十五载（756年）六月十三日，他像往常一样进宫早朝，当宫门打开，只有一地狼藉。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被抛弃了。这是王维《天之骄子的陨落》。

与此同时被押进牢房关着的，还有李白。他远远被关在浔阳。他的罪名是“从贼”。他知道自己在别人眼里是个疯子，他不在乎。他想做官，想飞黄腾达，想黄金盘子碧玉酒杯。但是他与他身世清白家族显赫的小朋友杜甫不同，他甚至没有参加考试的资格。所以，只有“佯狂”，只有铤而走险。这是李白《赌徒》的故事。

后来人总爱叫李白“李翰林”。翰林学士象征着文采，皇帝的信任，与政治中心的亲近。李白曾经做过翰林待诏。贞元年间监修国史的宰相韦执谊很快在翰林院的材料里发现，“翰林学士”与“翰林待诏”有天壤之别。不过，此时，他还没心情理会这细微的差别，他，他年轻的同事柳宗元和刘禹锡，背靠着皇帝的支持，拥有风光无限的权力。贞元二十一年（805年），他们将发动一场变革。他们想除去“安史之乱”后国家的弊病，成为这个时代的英雄。在他们看不见的暗处，已经聚集起不满，嫉妒和报复。这是柳宗元与刘禹锡《诗人的旅途》。

柳宗元，刘禹锡以及积极支持“永贞革新”的朝官被流放，偌大的朝堂一下子空了出来。机会落在了白居易与元稹的头上。风水轮流转，现在，由他们来承受嫉妒与报复，但白居易想不到的是，报复来源的方向，是家庭里一桩谁也不愿意提起的隐私。这是《去他的<长恨歌>》的故事。

白居易晚年住在洛阳，拿工资，不干活，他对国家的责任感消磨成对大宅子，漂亮姑娘和替自己编文集的强烈兴趣。当然，他还热情地吹捧后辈诗人。老朋友令狐楚第一次把自己的幕僚李商隐介绍给白居易，一把年纪的白居易对面前十八岁的天才惊为天人，连连说，我来生给你做儿子。李商隐后来生了一个儿子，小名取作“白老”。那时候，李商隐有文坛领袖的提携，还有一个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令狐绹(táo)。他满以为他们的友谊可以延续前世今生，超越时间。没想到，一生太长，已够变卦许多次。这是李商隐与令狐绹《最后时过境迁，再回想谁的脸》。

李商隐一次次徒劳无功地去长安参加进士科考试同时，没有获得通行许可的日本请益僧圆仁偷偷留在了中国。一次又一次被拒绝不能动摇他在大唐求法巡礼的决心。当他终于进入长安城时，交了好运：左街功德使仇士良是虔诚的佛教徒，他管理长安县一切寺院，也拥有控制皇帝与朝廷的权力。在他的庇佑下，圆仁万事顺意。他不知道，新近登基的武宗皇帝与他的宰相李德裕正在酝酿一件大事，不仅要杀了仇士良，还要把佛教徒与寺院毁灭。这是《圆仁的最后旅行》。

【年轻的杜甫跳着脚在小酒馆赌博，他对自己的才华太有信心，从没想过往后岁月的大雨里他会病在启夏门边的破屋中，积水成塘。

王维依然像往常一样进宫早朝，并不知道自己很快将会成为安史之乱里的一名俘虏。

李白得意地写诗描述他在玄宗的宫殿里坐有象牙席，宴有黄金盘的恩宠，错愕万分地，他很快被皇帝放弃...

命运最叛逆，从不轻易满足人的心意...】

繁华之后，乱世之中，人人命若转蓬。

众生皆苦，连神坛上的人也不能逃脱。

这些个名动天下才华撼世的大诗人们，居然也不得不被裹挟在当下的时代洪流中奋力挣扎。爱别离，求不得...

【王维十九岁在长安，每天频繁出入岐王宴会，巴结皇亲国戚时曾经有一个酒家少年常来送酒结账。王维每回见他，他都蹲在院子里，用树枝、木棍专心在沙地上画画。

他问韩干“你喜欢画画吗？”

“喜欢，但没有钱学习。”

王维对他说：“你去找曹霸学画，十年为期，我资助你每年十万钱。”

后来韩干果然专心于画画，成了画马的高手，成为后世师表。】

读到这段的时候，我在想，少年成名，及第登科，背负着家庭责任、生活压力的王维或许是从这位少年身上，看到了自己的一丝影子。若当时也有人爱才惜才愿意资助他，他是不是也会少一些顾虑，可以专注于“绘画这个存在他记忆里的本能。”专注于这个不太懂事的奢望。

可惜，没有假如。乱世之下，诗人画家无用当世。王维有属于王维该走的路，即使这条路他并不擅长，即使要忍受着漫长难熬的痛厄...

“一骑当先的风光，终于从优越感转为一种负累。而僧与俗，他都没有什么真正的同路人”

【他不能停止对时事的关心。别人受的苦，都像加在他身上，他自己受了苦，总要想到比他更惨的人。夏天大风卷起屋檐上的白茅，“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但是他想到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他也永远记得那些文豪们最光华璀璨的一面。哪怕天南海北，杳无音信，哪怕别人根本不认识他，他也一定以最热情的笔触赞美他们。

李白为了引人注目的狂放，常被人误解。杜甫一定要为他辩白，说他“佯狂”，说他“天真”，说“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哪怕根本没人听。没人听，他也要一首一首地写，一首比一首写得好。哪怕他们之间只有短暂的交情，哪怕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这位潦倒单薄的穷酸老头。苦难苍凉下的底色是罕见的明亮和善良，温厚的赤子之心让他看见的、他遭遇的那些如同草芥的人生化为诗歌，与他厚重有力的灵魂一起穿越时间和空间，激荡着后世吟诗者的内心。

【将进酒到底写的是“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还是“古来圣贤皆死尽，惟有饮者留其名。”】

李白爱富贵，爱虚荣，爱轰轰烈烈，爱建功立业。最华丽的剑，最辛辣的酒，最美的月亮，都属于明亮任性的李白。

但官场不属于他。

说他如蛮牛一搬固执的冲击着长安城固若金汤的皇家圈层，却一无所获；说他狂妄自傲不能认清自己，漂泊半生一无所有。

不重要。

在世人热爱的目光中，只记得他“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高亢明亮，记得他是充满着神秘吸引力的浪漫主义诗仙：李白。

【在屈原曾经游荡过的湖湘风雨里，柳宗元补上一个诗人从苦难里淬炼出浪漫的必修课。】

相比于柳宗元“我今误落千万山，身同怆人不思还”的“千万孤独”。刘禹锡“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更像是时代的“剑客”。人生的道路一眼望去大半都是坎坷，刘禹锡没在怕的，他对自己有无穷的信心，他一定要去玄都观看花，也一定要得意的写下“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他们曾经以为做官与考试一样，靠勤奋与才华。但考试之后的漫长人生，并不遵循任何与公平相关的规则，更不提供任何体面的退路。】

人生难渡，但所幸在这条泥泞崎岖路上，幸得一知己。

【白居易在江州，想念元稹而不能见，便在屏风上写满元稹的诗。

元稹在通州，相隔万里，通信不便，他就在开元寺的墙壁上写诗遥寄白居易。“忆君无计写君诗，写尽千行说向谁。”

白居易梦见元稹，写诗问他：“不知忆我因何事，昨夜三更梦见君。”

元稹沉疴难愈，自料是活不过来了，于是回信说：“我今因病魂颠倒，唯梦闲人不梦君。”

但哪怕病得快死了，元稹也没有忘记给江州司马白居易寄去京城买来的绿丝巾白轻容。

元稹死后，元稹的家人求白居易写一篇祭文，把元稹的骏马、绫罗、丝帛、银鞍、玉带，六七十万的东西全部送给白居易当润笔。白居易不肯要，元家人不肯收回，白居易便全部捐了重修洛阳香山寺。

他说，修好了，是功德，都是元稹的。但愿他多享冥福，也但愿来生我可以与元稹再次同游香山寺。

后来他真的梦到与元稹同游，像年轻时候那样，郊游踏青。醒来的时候，茫茫夜色里冷冷清清一点儿光正落在枯黄的草地上。白居易慢慢想起来，元稹去世以后，窗外这片草地青而又黄，是第八个秋天。】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

如果是杜甫对李白是“单恋”，那这两位一定是“真爱”！

在暗暗淡淡紫，融融冶冶黄的大城市长安，他们是匆匆而过的长安客。

物转星移，大浪淘沙...

国家不幸诗家幸。这些惊天地泣鬼神的诗作，如喋喋不休的独白，穿过时间迷雾的重重遮蔽，邀请我们进入某个瞬间他们动荡的内心...

【诗歌从来不是任何时代的必需品，在我们的时代更不例外。但因为这一部分陌生人交付陌生人的灵魂，在少数人那里，它将永远存在。】

珍贵感动。

唐代是后世最愿意提起的时代：最繁华，最骄傲，最有包容与进取。但这本书里的故事，大多发生在繁华之后：“安史之乱”带给这个国家毁灭性的打击，但在这场战乱之后，这个朝代依然延续了一百四十多年。与我们的常识相反，最伟大的唐代诗人们，我们最熟悉的那些名字，其实大多出现在这个并不常常被提起的，日渐黯淡的“唐朝”。在这里，盛唐饱满多汁的自信渐渐干瘪下去，酿出一点苦涩。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诗句曾经是他们用来炫耀才华，交换功名，铺展开自己人生地位与财富的筹码。在时代的悬崖上，诗句与文章，找到它更有价值的位置：它拥抱人心的无助，叩问命运的规则，向渐渐驶离的历史丢出最后求生的绳索。

在这些故事里，我们跟随史籍与传说各不相同的叙述角度，试图回到微妙不同的历史现场。但是，在每一个关键的岔道口，总能找到超过三种截然不同的解释，每一种都振振有词，仿佛抓住你手掌的手相占卜者。我也只能在这些迷茫的分岔点选择相信某种叙述，跟随它走下去。幸运的是，诗人们慎重流传下诗集与文集，如同篇幅巨大绵长喋喋不休的独白，穿过时间迷雾重重的遮蔽，邀请我们进入某个瞬间，他们动荡的内心。

意在被铭记的，都在被忘记——古老的城市被时间和战争摧毁，成为平原上一座土丘。宫殿倾颓，纪念碑穿毁，盛名与功绩都化为尘埃。但诗句流传，如同一个奇迹，带着千年前日常生活的艰辛，和诗人的一部分灵魂。

哪怕它屡屡成为考试的题目、比赛的内容，诗歌从来不是任何时代的必需品。在我们的时代更不例外。但因为这一部分陌生人交付陌生人的灵魂，在少数人那里，它将永远存在。


最后，说说“长安”。

电影中有两个桥段，我挺感动的。

一个就是李白醉酒后吟诵“将进酒”的片段，这无疑是这部电影的一个高潮：一干人等进入绚丽的想象世界，骑白鹤，跃巨鲸，入天上宫阙，邀仙人举杯……但那段绚丽的场面并不是我感动的点，打动我的是所有眼花缭乱的画面最后回到现实，忽然画面切换成已显苍老的李白，然后是他悲凉地重复了一句：“万古愁……”

另一个就是高适欲走，李白在身后喊了一声，大意是：“那首‘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的《侠客行》，是我照着你二十岁的样子写的……”

而上演着两个桥段的时候，李白已经是年过四十，两鬓斑白，眼袋下垂，且已有了小肚腩。

他和高适，在年少轻狂时，都向往长安，之后也都去了长安，最后都离开了长安。


长安，是他们想象中的那样吗？

或者说，他们实现了魂牵梦绕的“长安梦”了吗？

我觉得他们没有，但他们又有。

他们确实没能融入那座物理意义上繁华的长安城，自然也没有得到那座长安城所能带来的仕途和功名。

但他们却得到了另一座“长安城”——或许他们在世时并不是非常明确知道——那是一座能抵御时间，跨越空间，由无数后人充满敬意和敬仰，感动和赞美所构筑而成的永恒之城。


往事越千年，李白杜甫记忆中的那座长安城，早已不复存在。

但我相信，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依旧都会有一座属于自己的“长安”。

只是，我们想好何时抵达，如何抵达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