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评《燃烧》——烧不掉的虚无，燃不尽的愤怒

影评《燃烧》——烧不掉的虚无，燃不尽的愤怒

在《燃烧》中，李沧东将镜头对准了韩国的年轻人——两个穷困的失业青年和一个城市里的富二代，那么毫无疑问这是一部关于阶级、贫富差异的现实主义电影。电影中有许多韩国乡村和县城的场景，这与我们印象中那个发达的、高度城市化的韩国是相悖的，或许这也是导演想要展示的韩国的另一面。这一结构与中国强烈的城乡二元是同构的——城市化后留下的破败、逐渐消亡的乡村。

电影以钟秀和海美的相遇展开，他们都是在高失业率背景下被迫灵活就业的年轻人。海美背负着巨额的卡债，也因此被家人抛弃，但她依然选择去整形，渴望摆脱生存的困境，去找寻生命的意义。钟秀的父母早年离异，母亲早已失去联系，父亲因事入狱，钟秀也因为在城市中找不到稳定的工作选择回到了乡村，但乡村早已灰暗。他们的生活被极度的原子化所侵蚀，难以在韩国社会中找到安放自身的稳固位置。这种情况往往会导致主体陷入生存论危机，甚至走向虚无。因为真实是在主体与社会、他者的互动中逐渐构建起来的。正如我们通过镜子这一中介看到自己的模样，他者也是映照主体的镜子。海美和钟秀的原子化并非偶然，为何海美的家人要远离海美？为何钟秀的母亲在看到其父回乡创业失败后离开家庭？这里隐含的是传统家庭伦理在现代资本主义下的解体——类似于卡夫卡笔下的《变形记》所描绘的异化现象。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必然要将每个个体原子化出来，只有被原子化出来的个体才是劳动力市场中最优质的“燃料”。

面对缺失与创伤，海美试图通过非洲彼岸的救赎幻想来填补缺失，但这一幻象在她前往非洲后也破灭了。非洲也许有美好的风景，但同样没有海美的位置。海美滞留机场的原因也说明：非洲并不是什么美好的伊甸园反而充斥着战争。存在主义告诉我们要拒绝将存在的意义献祭于某一超验对象——类似于基督教许诺的彼岸世界的救赎，而是要对一切意义进行否定——生活本来就是没有意义。这并不意味着要停留在虚无之中，而是在虚无中获得自由进而重构存在的意义或者说重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姿态并为之负责。钟秀通过知识和作家的身份来逃避创伤，这种逃避的态度一直伴随着钟秀的行动。面对Ben对海美的追求，钟秀选择了退让。Ben看似对钟秀的作家身份另眼相看，但实际上这可能只是另一种戏谑方式——钟秀男性身份的凝视使Ben从烧大棚游戏中获得更多***。，钟秀的逃避姿态随着海美死亡的确证走向了失败，最终，钟秀以一种愤怒或者说歇斯底里的方式来回应Ben或者说回应社会。在精神分析的理论中，愤怒或者歇斯底里的姿态才是解放性姿态，因为只有在这种愤怒中，主体才可能挣脱社会符号秩序的压抑，寻求颠覆性的解放之路。理性的人只会寻求某种合理性，而所谓合理，不过是指符合社会符号秩序的规范。

从钟秀和海美身上，可以看到底层无产阶级的挣扎与痛苦，而从Ben的身上，可以看到资本主义上流生活的匮乏。Ben不需要劳动，享有几乎一切的自由，可以说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生活，但他依然无法在生活中获得意义感，只有在“烧大棚”的事件中才能获得变态般的***，也就是他口中的骨髓深处的贝斯声。Ben总以神的身份自居，但神是通过凡人的凝视才成为神，所以Ben的主体性是悬浮的、随时会坠落的。Ben认为“大棚”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废弃物，但恰恰相反，ben的存在对社会而言才是没有意义的，Ben不进行任何的劳动，他所做的无非是高高在上地去享受他人的劳动成果，这换条狗来都可以做到。可以说，Ben的死亡和路边上死了条狗一样并无区别，这或许是他在最后临死前为何要拥抱钟秀的原因——他终于可以从这种虚无中解脱出来。

海美在表演关于吃橘子的哑剧中，用了一种哲理化的表达——我只要忘记这里没有橘子那么我就会认为这里存在一个橘子。这段话读起来非常奇怪，但如果用精神分析的主体观来看，这句话暗示了主体的内在分裂。因为如果主体是一个整全、理性的自我，那么“我”就无法忘记“我知道”，只有“我知道”和“我忘记”中的“我”并非同一，即精神分析中主体的分裂——无意识与意识，这句话才能够成立。这个情节安排与电影的整个叙事密切相关，电影的叙事逻辑有许多缺位和不一致，例如海美家未现身的猫、Ben的杀人罪证、海美提到的童年水井，以及整个故事是钟秀虚构出来的镜头暗示。这些不仅使得整个电影有更多的解读空间，也在提醒我们《燃烧》并不是一个连贯一致的真实故事。电影的真相并不在电影之中，而是在我们生活的现实和社会之中。就像海美对于生命意义的追寻，并不在彼岸的非洲，而在于海美如何选择她的生活方式，如何改变自己与他者、社会的关系。当下，可以看到很多人将仍具有前现代宗教意味、城市化率较低的西藏视为某种具有灵魂拯救的地方，好像去一趟就能得到洗涤灵魂，获得生命意义之类的，这毫无疑问是一种幻想，这种幻想也许是维持这些人可以继续在城市里面生活的动力来源。当然，去西藏去不是毫不作用，当主体去到与原本社会文化差异较大的地方，主体可以与原有的社会文化拉开一段距离，例如西藏一些藏民还没有将钱作为最终的欲望对象并具有宗教意味的虔诚，由此主体可以重新思考如何去面对回去之后的生活。

笔者也是一名年轻人，面对这种社会现实，我们必须感到愤怒，但不是非要马上以一种暴力形式展示出来，就像钟秀杀了Ben也不会改变现实和自身处境，这种简单直接的反叛形式反而是一种保守，也不是喊一下政治正确的口号，这并无裨益。而是要切实能够改变自己的生活和切人现实的生产关系，例如可以尝试学习一些技术改变失业境况，去和其他无产阶级构建共同体，就像电影中钟秀应该主动拉住海美的手，而不是选择逃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