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山河锦绣》：山乡巨变的中国故事（尹鸿）

一个村，三兄弟，三十年的脱贫奋斗——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正在央视一套热播的电视剧《山河锦绣》，因直面贫困的写实剧情、接地气的人物塑造和富有质感的场景道具获得各界好评，直播关注度连日占据榜单首位。看到镜头里破旧的教室、残缺不全的黑板，孩子们趴在砖头上听课，有观众分享自己的童年记忆：“我小时候上学就是这样的情况。”剧情演到村里账上只有15块钱，无力解决各项民生开支，逼得众人上山伐树解燃眉之急，网友感慨：“看了这段情节，你就理解国家为什么要扶贫，脱贫攻坚事业有多伟大！”

近年来，农业、农村、农民重新成为影视剧的重要题材，从根源上来说是因为“三农”在中国经历了四十多年改革开放之后，再一次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试金石：能不能让几亿农民充分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能不能让农村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得到快速发展，考验着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的初心和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讲，《山河锦绣》是继《山海情》《幸福到万家》等电视剧之后，又一部引起广泛关注和积极反响的农村题材电视剧，用家喻户晓的电视剧艺术呈现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代洪流中正在发生的山乡巨变。

历史感和时代性奏响脱贫攻坚的奋斗强音

该剧以我国中西部山区赵、柳两个不同姓氏的村庄为背景，表现了中国农村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特别是在精准扶贫的大时代主题下，从生活到观念、从环境到个人所发生的全方位的改变。这里的人们不仅完成了物质上的脱贫，在一定程度上也完成了精神上的脱贫。历史包袱重、改革难度大、文化局限强的农村，在巨变中成为时代列车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示出中国四十多年改革开放所承诺的发展与公平、富裕与共同富裕的目标正在逐渐成为现实。这正是这部电视剧重要的主题意义，也是这个“中国故事”所自觉传达的时代主题。

电视剧浓缩了一个国家级贫困村的艰辛脱贫过程。故事开始时，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改革，已经使中国城市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而中西部农村仍然未能充分获得现代化发展的巨大成就。土地贫瘠、水源稀缺，人才和资金都流向城市。由于自然灾害和文化传统，村之间、农民之间多年积怨，甚至互不通婚，体现了长期“小农经济”土壤上的封闭、狭隘。城市的发展、信息的传播除了给乡村带来了物质生活的想象之外，还没有真正带来从观念到行为上的深刻变革。这个“低起点”的农村现实，为电视剧叙事的展开带来了历史感，也带来了戏剧性。当两个有各种恩恩怨怨的自然村合并成一个行政村之后，赵书和、柳大满等基层干部所面对的不仅是经济上要脱贫致富，更要在精神上移风易俗。电视剧在赵柳两个村庄的矛盾冲突中，以多元视角讲述了两代人前赴后继投身扶贫和脱贫攻坚的故事，通过各级党政干部、第一书记、扶贫工作队、对口帮扶单位、基层党员、贫困户群众等众多的人物群像的塑造，展开了向贫穷、向愚昧、向落后开战的波澜壮阔的农村变革。在几代人共同努力下，这个中西部农村终于走上了摆脱贫困、共同富裕的小康道路。

烟火气和喜剧风塑造丰满立体的人物形象

村支书赵书和，正直、善良、执着；民办教师柳秋玲，泼辣、倔强、干练；副县长国文，稳重、成熟、担当；村主任柳大满，善良、谨慎、小心……《山河锦绣》通过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关系成功地塑造了几位主要人物形象，使这部电视剧有了艺术感染力和鲜活性。还有多位实力戏骨的出演，使该剧的人物画廊丰富、鲜活、生动。该剧中的“三爷”一方面体现了在长期农业社会中“长者”的特殊地位和文化符号，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创作者对这一人物性格和意义的独特发现。这些人物从编剧到表演，从台词到装饰，都尽可能地贴近生活、贴近现实。许多对白使用浅显易懂的比喻，甚至一些俚语俗语，具有鲜明的生活气息，大大强化了作品的烟火气，形成了一种来自生活的轻喜剧风格。接地气的现实感，使《山河锦绣》获得了一种真实性的叙事基础。

虽然《山河锦绣》作为一部展现脱贫攻坚主题的电视剧，并非以揭示当代中国农村现实的复杂性、深刻性和尖锐性为艺术追求，但依然在尽可能广阔的视野中表现了中国农村里里外外的变化，表现了中国农民所经历的前所未有的洗礼，表现了中国农业在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等不同历史阶段中所产生的新的动力。特别是塑造了村支书、退伍军人赵书和的形象，他矢志不渝地修建水坝，推广优质小麦种植，建立旱改水稻基地，最终让乡亲们脱贫致富过上了全面小康的好日子。这一形象，让农民成了主动改变命运、追求梦想的主人公，让农民成了自己的主人、时代的主人，从一定意义上也塑造了新时代的新农民形象。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的改变，不仅需要外部力量的推动、支持，更需要千千万万赵书和以及他所带领、所影响的新人，他们作为历史的自觉的主人，体现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认知“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从而证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

人民性和真情感成就现实主义的美学风格

从某种意义上说，《山河锦绣》以及《山海情》等农村现实题材电视剧，与当代中国文学一个重要流派有相似性，似乎也在形成当代电视剧创作的“山药蛋派”。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赵树理等作家为代表的“山药蛋派”，重视生活积累，关注农村农民，强调现实主义，忠于真情实感，采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大众化叙事，文风朴实、语言生动，善于刻画人物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在塑造各种新人形象的同时也成功地塑造了许多落后人物或“中间人物”，努力做到“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

“山药蛋派”的这些创作特点，不同程度地体现在《山河锦绣》的创作中。“山药蛋派”的代表作家之一西戎曾经说过，“我从不以为自己有什么天赋之才，之所以能写点东西，我早已多次说过，这都是生活的赐予。打个不太确切的比喻，搞创作犹如做买卖，采购回来什么货，才敢吆喝卖什么……有了对生活的积累，感受，才敢动笔去写”。《山河锦绣》的创作成功，可以说正是“山药蛋派”所坚持的“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导向的又一次验证。据介绍，筹拍以来，主创团队先后采访了几十位扶贫工作者，在陕西西安、渭南、宝鸡，河南平顶山等多个省市、数百个村落实地采风，行程近万公里。虽然这些采访和考察，未必能够完成对当下复杂农村现实的完整、深刻认知，但的确显示出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之后的重要收获。从故事到人物，从农村场景到表演状态，从形象到语言，观众都能感受到剧中浓浓的乡土风味，也能感受到农村发展与时代发展那种内在的契合感，对剧中主要人物也会产生强烈的共鸣共情。这一切，可以说都是生活带给创作者的灵感、激情和启示。当然，对于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现代“山药蛋派”创作来说，如何做到思想深度和历史内容，同剧作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融合，将始终是需要不断攀登的美学高峰。

（作者：尹鸿，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