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底线》：从强戏剧性走向强现实性（尹鸿）

从强戏剧性走向强现实性

——评电视剧《底线》

电视剧《底线》的热播并进入话题“热搜”，似乎证明了强类型化、强戏剧性并不是律政题材影视剧创作的唯一“方法论”。《底线》闯出了一条中国式的律政剧创作之路：它通过来自现实的典型司法案例，用生活的鲜活性、社会的尖锐性和司法的复杂性，塑造了当代司法人的生动形象，既维护了法律公平公正的底线，又表达了崇德向善的关怀，体现了中国法治社会的艰难进步，触动了观众对社会安定和谐的热切渴望，表达了对法治中国建设的未来信心。《底线》不是用人为的戏剧性、耸人听闻的案件奇观，而是用现实性征服了观众，用中国式法治建设理念感染了观众，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一部中国特色的“法治启蒙剧”。

《底线》的故事主要来自一个虚构的城市法院民事法庭，全剧以庭长方远为中心，上承“师傅”张伟民，下接 “徒弟”周亦安、叶芯，加上师妹宋羽霏、同事法助王姐，构成了剧中的“法官”家族。虽然剧中也涉及刑事案件，但大多为普通的民事诉讼，并没有多少血雨腥风、惊天动地，多数案件都是道德与法律、合情与合理、公平与宽容、沟通与理解、和解与冲突等等的交叉地带，都是老百姓现实生活中可能遭遇的利益纠纷、价值冲突、权利差异、观念矛盾，但恰恰是这些来自现实的“案例”，唤起了观众的关注、关心、关切。大多数律政剧似乎离观众的生活都很远，但这部剧的题材却离观众的现实很近。人们在看到这些案件展开的过程中，都会问自己：如果是我遭遇了类似情景，自己会怎么办，应该怎么办，行为如何得到法律“授权”，选择会不会超出法律底线，如何在个人利益、他人权利、法律许可之中找到最合理的“边界”，如何在情与理之间达成平衡……正是这些问题的提出，《底线》激发了观众的法律意识、法律反省、法律认知，体现出一种法治启蒙的意义。

《底线》之所以能有这样的启蒙效果，最重要的就是其对典型案例的选择。剧中涉及的40来个案例，大多数都来自近年来引起过社会广泛关注、广泛讨论的“现象级”事件。例如第一集的“洛优优案”，网络主播与MCN公司劳动关系的探讨，是对当下社会新问题的探讨；“雷星宇案”涉及正当防卫的判罚；“醉酒坠楼，同桌担责”案例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的“过错责任原则”；“江歌”案将对“过错”“过失”的道德判决与法律判决进行了区分；“李芳凝案”“符祥案”分别从男女视角讨论了“职场性骚扰”的司法实践……这些案件大多是人民群众关注的社会话题，不仅具有观众热度，更重要的是具有司法典型性，体现了中国司法改革的进程。观众通过这些案件，不仅看到了司法人员的公正正直、崇德向善，看到了中国司法坚守法律底线、倡导公序良俗的原则，同时也获得了法律知识、法律意识、法律观念的启迪，更加夯实了司法、道德、人性的底线。

《底线》是一部具有律政剧特点的司法行业剧。国内外许多行业剧，大多会借助相对“陌生”的行业世界，构思一个悬念强、冲突强、命运感强的强戏剧性故事。但《底线》却用人物搭建故事、用案件串联人物，“大案套小案”，基本没有贯穿始终的悬念性事件，主人公方远的情感命运也没有大变化，许多案件都已经是来到法庭的结果而不是正在发生的过程。与一般律政剧那种追求“强戏剧性”的类型化创作方式不同，它更加开放、更加贴近现实，将“系列剧”的案件串联与“连续剧”的人物关系融为一体，让现实的丰富性不被过度的戏剧性所封闭，也不被单个故事的完整性所限制，兼有了系列剧与连续剧的特点。观众看到的不是悬念的展开，而是法官们如何依靠专业知识、从业经验、人性洞察能力，在厘清事实的基础上，最终实现“成本最小、收效最大”的“最优法律解决方案”。剧中许多案件过程的呈现，都来自现实中的司法实践，其中既有对法律的坚守，也体现了社会的温暖。

强戏剧性虽然难，但是像《底线》这样强现实性则更难。它不能靠山重水复、柳暗花明的故事去吸引观众，而要靠生活本身的生动性、关联性、过程性去感染观众。所以，对于强现实的剧来说，人物的真实、事件的真实、细节的真实、那种来自生活又高于生活本身的真实，就成为创作的核心。在这种强现实的叙事方式中，法官的日子没有一般律政剧中司法执法的人员那种高高在上的“酷范儿”，也没有那种拥有特权的超能力，甚至有时会显得一地鸡毛，他们收入不高、工作很累、人际关系很烦、人情世故很纠结，用剧中的台词来说，老百姓遇到不公平可以找法官说理，法官遇到了不公平甚至都不知道该找谁去说理。法官宋羽霏在审判“雷星宇案”时遭受网络暴力；庭长方远不仅要解决工作难题，还要处理让人焦头烂额的家庭关系、孩子教育；年轻法官周亦安受了委屈，也会萌生去律所挣钱的念头；叶芯一腔热血，却处处都会碰到鸡毛蒜皮的泼冷水。民事诉讼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烦琐，几乎成为全剧的底色。一向表演风格“高大上”的靳东，在这部剧里从神态到肢体，从台词到表情，都努力地与这种生活气息融为一体，成功塑造了方远这样一位基层法官的形象。法官员额制、立案登记制、法官任职回避制度，等等，也在剧中情节中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形成了一种生活流的创作形态，包括方远和同事兼老友陈康的反唇相讥的人际关系，法助王姐直爽八卦的性格等等，风趣、幽默的轻喜剧风格与现实的酸甜苦辣融为一体，既是一种艺术追求，也是生活的一种真实本色。离现实近些、近些、再近些，使这部行业剧具备了现实主义的亲和力。

有评论者认为《底线》是一部有温度、有尺度、有厚度的法治剧。我以为，该剧的温度在于它带有一种人文主义关怀。法律不是冷冰冰的条款，而是推动人与人更加和谐相处的工具。该剧的尺度在于，将公平公正看作法治核心，即便在法治文化尚未成熟的社会中，在费孝通先生所谓传统的“熟人社会”的困扰中，在老百姓知法守法意识尚未完全自觉的现实中，法律底线依然神圣。而该剧的厚度则在于，它也不同程度地表现了中国社会法治建设的复杂性、艰巨性。百年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巨大改变，中国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利益的错综复杂，人情社会与法治社会的价值观错位，法律体系在巨大进步中还存在的正在改进的空白和缝隙，从而使电视剧具有了法治题材的前瞻性和建设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一部法治题材的电视剧，《底线》还只是开始，我们期待更多的影视作品参与到中国新时代的建设中，不仅体现“已然”的今天，而且探索“未然”的明天。

（作者：尹鸿，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