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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文化、齐鲁故事与平民史诗的艺术书写

运河文化、齐鲁故事与平民史诗的艺术书写

——电视剧《运河风流》的“风流”表征

由电视剧《闯关东》原班班底倾情打造的《运河风流》可谓是近年来国产电视剧中不可多得的一部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平民史诗作品。该剧以真实历史故事为原型,以弘扬良好家风、传承正气为切入点,围绕大运河沿线官、商、文、民、兵、“匪”之间的纠葛,讲述了民国初期山东“济宁三杰”黄子荣、宋鲁生、杨春早等跌宕起伏的个人与家族命运,讴歌了运河儿女追求大仁大义、大情大爱、大诚大信的情怀与境界,极大地彰显了民族主义英雄气概和炽热的爱国情怀,更是对济宁运河文化、儒家传统文化、齐鲁故事的一次生动彰显与大力弘扬。

运河文化的高蹈

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里程最长、规模最大的古代运河。2500年来,她以水波为曲、桨帆为歌,传唱着中华民族浩荡奔腾的历史壮歌,也传承着华夏大地生生不息的文明基因。京杭大运河山东济宁段贯通之后,济宁凭借融南汇北、东西兼容的特殊地理优势,得以“水陆通衢,商贾云集”。商贸业繁荣,手工业蓬勃兴起,饮食服务业日益兴盛,个体私营经济获得极大发展。经过数百年的社会实践,人们以智慧和勤劳创造并形成了济宁运河文化。运河文化极大地影响着济宁,也有力地塑造着济宁。

《运河风流》以史诗般的笔触真实再现了运河两岸的商业景象及漕运兴衰交替,也将运河文化借助风俗人情(如祭河神、开族谱、剪魂、船帮诸多规矩等)直观呈现出来,更通过“济宁三杰”三大家族近30年的荣辱兴衰将运河文化进行了力透纸背的表达。在该剧中,黄子荣为代表的黄家,以“正气传承”的家训作为黄家为人处事的宗旨,正气凛然、堂堂正正、光明磊落、清正廉洁。宋鲁生以“信义为本”的理念经商,恪守诚信、货真价实、言出必行。杨春早秉承“洁身正骨”的祖训,洁身自好、刚直不阿、一身傲骨。3位主人公是家风祖训和运河文化的传承人、践行者和集大成者,运河文化基因流淌在他们的血液里,而3个人物又分别代表的是官、商、儒三个阶层,该剧正是借助这3位主人公在20世纪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近30年中的浮沉动荡,以小见大又生动直观地展现了大运河文化的思想精髓,让观众感同身受体会到大运河文化的内蕴和风貌,是对运河文化的一次有力传承与弘扬。

同时,该剧也是对***总书记关于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重要批示指示精神的一次有效实践与推动落实,对于发挥山东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的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推进多地、多点、多方联动参与保护传承利用大运河的共同行动,突出展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成果,提升中国大运河文化带的国际影响力都极具现实意义。

“齐鲁故事”的典型化书写

《运河风流》以济宁真实的故事为原型、以运河文化展示为切口,作品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是“齐鲁故事”的成功书写,堪称讲好中国故事的“山东篇章”。

在该剧中,既有“济宁三杰”这样为民请命、诚信经营、刚直不阿的官、商、儒,也有行侠仗义、重情重义、侠肝义胆的“匪”(如“一片云”等土匪),还有深明大义、嫉恶如仇的民(如奶奶、美琪等人),亦有弃暗投明、视死如归、为国捐躯的兵(如裘大炮等炮兵旅的军人)。官、商、文、民、兵、“匪”等各个阶层之间的爱恨情仇、生离死别,交织成一部恢弘又细腻、厚重又真实的平民史诗。而《运河风流》的剧尾,官、商、文、民、兵、“匪”更是如百川归海,汇入到抗日的民族主义洪流中,他们同仇敌忾、团结御侮、联合抗日的故事回肠荡气,其舍生忘死、“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精神更是弥足珍贵。

文艺是人性的镜子。文艺理论家钱谷融曾说,“文艺的对象,文学的题材,应该是人,应该是时时在行动中的人,应该是处在各种各样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的人”。而黑格尔也曾说,“性格就是理想艺术表现的真正中心”。正是该剧一大批鲜活立体复杂的群像人物塑造,使得《运河风流》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鲜明的民族风格,体现着用文艺振奋民族精神、用积极的文艺歌颂人民、用高尚的文艺引领社会风尚的时代呼唤。

以精湛的制作打造史诗性艺术品格

《运河风流》故事情节丰富曲折,矛盾冲突此起彼伏,是一部引人入胜、感人至深的电视剧。该剧剧情反转不断,总给人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特别是追求情节曲折性但又合情合理,多能做到逻辑自洽。而且,该剧叙事节奏快,干净利落不拖沓,主副线设计合理,多线叙事又能做到杂而不乱,体现出很高的叙事能力和编剧技巧。

该剧由巩峥、李乃文、萨日娜、岳旸、刘威、李强、王绘春等诸多实力派演员加盟,个个演技精湛,表演形神兼备、丝丝入扣。而且不管主角配角、男女老少,都被演绎得专业、认真、投入、走心。如岳旸饰演的侯立人,浑身是戏,最后被毒死的瞬间,脸涨得通红;宋秋安吸毒后形同枯槁的形象,以及毒瘾发作时眼睛变成斗鸡眼等,无不形神兼备、入木三分,令人叹服。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在摄影方面,该剧摄影机运动流畅自然、机位富于变化且具有强烈的表意功能。如剧中宋鲁生背着死去的宋秋安走在大雪里的顶拍,茫茫大雪营造出凄迷压抑沉痛的意境、远景下身着黑棉袍的父子踉跄而行、顶拍下形成的人物压抑困顿渺小的视觉效果,都把宋鲁生在儿子因为吸毒死后的悲痛心境烘托得淋漓尽致。其他如高速摄影的运用、虚实变焦、疾风暴雨式的剪辑等,无不显示出该剧较高的专业制作水准。

尤其为人称道的是该剧道具的运用,体现出主创的匠心所在。多处道具构成《运河风流》的“戏眼”,如萃文阁的藏书、宋鲁生的松茸、敌我争夺的枪火等,都成为对应剧集叙事的焦点或重要的叙事线索。再如黄奶奶的“祖母绿”戒指,在奶奶与“一片云”两个人之间几易其主,辗转流徙,更成了黄子荣与“一片云”曲折离奇错综复杂情感的见证。而黄子荣送给长子的怀表则是人格的象征,象征着黄家一丝不苟、光明磊落的家风与人格,有力地彰显了主题。这些道具的使用,对于刻画人物、推动剧情发展、揭示作品主题都起到很大作用。

黑格尔在《美学》一书中将“史诗”定义为“一种民族精神的全部世界观和客观存在,经过由它本身所对象化成的具体形象,即实际发生的事迹,就形成了正式史诗的内容和形式”,也就是说,史诗是通过对具体的人和事的书写,来呈现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和情感内核。“事物的整体性”是史诗性追求的基本内容,而艺术化的表现方式则是其必然的表现形式。 《运河风流》正是以其较为高超的艺术技巧、精良的艺术制作成功彰显了运河文化、齐鲁儒家文化,书写了一段精彩的“齐鲁故事”,打造了一部优秀的“平民史诗剧”。


(作者:刘强,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影视学系主任,首届全国文艺评论新媒体培训班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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