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人世间》：传统文化的时代变奏（袁正领）

——观电视剧《人世间》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电视剧《人世间》的浓重底色。该剧以“光字片”社区为原点，以周家三兄妹的生活为主线，上下贯通，左右勾连，以50年的跨度全景式地展示了一幅视野宏大、纵深广阔的社会立体画卷，彰显了中华文化厚重的积淀、深沉的力量，同时也显示了其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意蕴，发挥着很好的引领和导向作用。特别是在以下方面，表现更为突出。

一是以平等的劳动观念赋予“自强不息”新的内涵。在剧中，常常能听到“要让爹妈满意我”“一定要混出个人样来”“靠自己，心里踏实”等类似的话语。这时不少观众可能都会想到一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传统儒家的基本人生观，深深根植于炎黄子孙的心中，在剧中也有着浓墨重彩的表达。周家三代自不必说，即便是孙小宁那样一时走偏的“打工妹”，也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活出一个自尊自信的自己；即便是一度品行不端、生活在社会边缘的骆士宾，改革开放后也成为成功的创业者。特别是孙赶超的死，是为改变家庭命运、寄希望于儿子的极端却不失理性的选择，是对贫困的抗争，是得了重病的他表现自强的特有方式，表现出强大的震撼力。可见，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不是只属于少数“君子”，而是属于整个民族、全体国民，必然成为社会发展不可遏止的力量。

这种自强精神的普遍性，得益于现代社会新的精神成果的注入，那就是“劳动无贵贱”，给自强者以自尊。当人们看到周志刚、李素华夫妇对处在不同社会地位的三个子女同样爱心洋溢时，当人们看到郑娟因在外卖烤红薯冻坏了手却依然平静乐观地坚持劳作时，当听到乔春燕的儿子谈到火葬场的工作同样重要、心中充满自豪时，难道不觉得不管干什么，只要是诚实劳动、自食其力，都同样值得尊重吗？难道不觉得其中含有一种凛然不可侵犯、冲破一切“鄙视链”的人格尊严吗？正如李大钊所说：他们都是生产者，都能靠着工作发挥人生之美。显然，这是传统自强观念的现代化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完全超越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传统等级观念，也必然打破由人格不平等造成的精神束缚，最大程度、最大范围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能动性，形成当代中国愈加蓬勃的精神气象。

二是真情无价、情理法相统一观念的弘扬。剧中有个让人动容的情节：周志刚去世了，李素华把守丧的子女叫到屋里休息，自己却在子女入睡后，拖着病体独自陪伴在遗体旁，“坐化”了，连表情都是那样的亲切自然。这种同生共死、难以割舍的情缘，把对真情的弘扬推向了极致。可以说，深情地讴歌亲情、爱情、友情，是本剧的一大特色、一大亮点。主要人物的相亲相爱、不离不弃，知恩图报、互帮互助，贯穿全剧始终。情，当仁不让地成为他们战胜困难、抚慰心灵的重要精神依托。比如，秉义为了爱情放弃当大领导秘书的机会；秉昆过失伤人后，郑娟下跪求人，后又放弃股权，“没有秉昆，我要这些钱干啥？”这在很多时候“情义”被“金钱”稀释的当下，可谓是对真情回归的深切呼唤。

重情义是中华文化的显著特色。它以血亲之情为原点，逐步生发延展，反映了人性的自觉，也是传统家国同构的伦理基础。同时还应看到，由此而来的“人情”社会也有着固有的弱点，那就是泛滥的“人情”会冲击社会正义，影响社会的持续稳定与发展。即便是当下，遇事不找法律找熟人的现象还不同程度地存在，有的甚至把“情”作为要挟亲友以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用剧中警官龚维则的话说：“英雄最怕见老街坊”。如何剔除传统情义观念中的糟粕，建立新的情、理、法相统一的文化心理，本剧可谓做了可贵的探索。比如，曲秀贞面对周秉昆为朋友求情办事，先是申明原则，而后用了三天时间了解实情，在判定所请确实合理合法后，采取灵活的办法予以解决；周秉昆面对朋友相求，注意分清事情性质和轻重缓急，找兄长着重帮助因受骗可能要吃官司坐牢的朋友，而不是无条件的“两肋插刀”。这也是重情义的表现，但这个“情”中已融入足够的理性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再比如，周秉昆因过失伤人吃官司后，周秉义坚持严守底线，不干预司法；对于亲友的利益诉求，他始终坚持“不能拿政策来报恩，不能拿国家的东西送人情”，在拆迁现场情理兼具、义正辞严的即兴演说也极具说服力、感染力。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操守，也是现代法治观念的忠实践行者、社会正义的忠实守护者。因而，该剧会让人们深切地感受到，真情无价，但应节于理法。

三是济世情怀的平民化、个性化拓展。“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处世哲学，也是济世情怀的诗意表达。在剧中，周秉义始终牢记父亲的教诲，坚持“解决不了老百姓的问题，就不是好官”的信念，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为把事情办成，他不怕流言、不怕诋毁、不怕埋怨、不怕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有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度。大到一个城市的建设，小到一个人的存亡，他都放在心上、身体力行。这既是传统的为政之德，又是当代优秀党员干部一心为民情怀的体现，既是传统的，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如果说周秉义是传统“达人”济世的代表，那么发生在周秉昆、周蓉身上的故事则使这一传统平民化、个性化了。周秉昆不属于知识分子，但他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无论是当初给郑娟转送生活费时将给自己的辛苦费也一并送上，还是开书店、开饭店，乃至出狱后开搬家公司，都有一种尽力帮助别人谋生计的热情。涓涓细流、汇成江河，这种情怀是朴素的，也是最为可贵的。周蓉是三兄妹中最具个性化的人物，她特立独行，自我意识强，是一个当代知识分子形象。这也使她的济世情怀表现得更加个性化，更具时代感。她当知青后不怕条件艰苦，利用山洞办起学校，当起了全科教师，立志为改变山区落后面貌尽一份力，说起来成就感、自豪感溢于言表。她的作为向人们昭示，即便成不了传统意义上的“达人” ，只要努力去做有益于社会的事，同样能实现自身价值，获得生活的“美感” 。同时，她也是执着的。当发现接替者因生活所迫无法延续自己的梦想时，产生了无限的伤感。好在女儿冯玥深受感染，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帮她圆了梦，也使这种情怀在下一代身上开花结果。这些日常化、个性化的济世情怀的弘扬，可以使每一位普通观众深受触动。

当然，本剧有关的传统文化内涵还远不止这些，但从中可以看出，周家三代及不少人物，都是优秀传统文化走向现代的力行者，并且代代相传。也许他们的观念还不够纯净，但足以寓示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和光辉发展前景。其艺术化表达，也可看作是破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有益探索。更为可贵的是，该剧还表现了传统观念向现代转型的任重道远、甚至伴随阵痛，从而呼唤更多的人们投入其中。

从剧中可以看到，几千年文化传统的惯性是强大的。就拿故事发生的主要区域“光字片”来说，胡同就是以仁、义、礼、智、信命名，可谓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剧中也多次采用航拍镜头，展现“光字片”的全貌，可谓意味深长。这里有纯朴的、浓浓的邻里之情、互助美德，同时也是旧观念旧习气的渊薮，有众口铄金的威力。比如，看到照顾李素华的郑娟出入周家，一些居民就在背后指指点点；拜年时周秉昆与上大学的哥哥姐姐同行，产生强烈的自卑感，并对父亲产生误解；乔春燕因攀比心理在住房问题上与朋友闹矛盾，把儿子在火葬场工作说成是“烧死人”等，很多都是剧情冲突较为激烈的部分，让人感到封建礼教思想、攀比意识、等级观念等落后思想意识还在一些地方不同程度地存在。另外，市场经济观念淡薄，缺少必要的冒险精神和风险分担意识；家庭意识强，社会意识差，动辄闹事等，剧中也有不同程度的反映。显然，这都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破除的观念障碍。

然而，改变落后的思想观念决非易事。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不但要克服思想的束缚，还要解决各种各样的现实问题，是一个综合的、复杂的过程。比如，周蓉和冯化成因住房狭小无法接回女儿居住，亟须改善住房，但负责分房者似乎又缺乏公正，对此她内心充满着矛盾，无奈之下找别人代为说情，结果愿望落空，她索性要回礼物，似乎可以找回自尊。她是一个“清高”的知识分子，因放弃正义而淤积在心中的块垒加上丈夫的指责和现实生活的煎熬，使她内心极为痛苦。冯化成完全向现实需要妥协，心理也完全扭曲。亲戚、朋友之间有求不应、有忙不帮，不管事情性质，都会被扣上一顶“无情无义”的帽子，被骂作“白眼狼” ，当事者要承受沉重的心理负担。就连郝冬梅那样明事理的人，对周秉义坚守底线不为秉昆说情也心怀埋怨，母亲的“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的一番话才让她幡然醒悟。这让人们看到，传统观念向现代观念的转变不是一帆风顺的，需要多方面用力，包括思想的引导、环境的营造、制度的完善以及对正义、真理的坚守，还应做好承受矛盾冲突和压力的心理准备。

总之，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解决的历史性课题，需要一个不断努力、久久为功的过程。这个过程不能停留在认知上，而是要落实到广大民众的文化心理建构上，最终形成集体的“无意识”。作为贴近生活、接受度高、感染力强的影视艺术，可使观众得到更为直接的引导和陶冶，对推进这一进程可谓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近年来，许多作品都曾触及这一主题，产生了很好的反响。但一些作品还应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进一步增强“自觉”意识，使相关剧情导向更鲜明、思想更厚重、表达更生动。就这一点来说，本剧还稍有不足。比如在该剧中，周楠是一个品学兼优的优秀青年，对他的见义勇为却表现得过于清淡，对其背后的家庭培养原因也缺少明朗的交待，削弱了对文化传承价值的表达。再如，骆士宾的死是个影响重大的悲剧，他因失子之痛毫无道理地迁怒于人，引发冲突最终致死，根本原因在于其文化心理结构失衡，理性成分不足，情绪、欲望常常占据上风，遇到刺激难以自控，也难以做到中国传统哲学所倡导的“以理化情”。这从他的多次“前科”中可得到验证，也与其生活经历、文化素养直接相关。乔春燕恣肆任性，为找儿子大闹公安局等剧情，也是异曲同工。这些若能通过剧情、对白表现得更加明朗，就能从美育等角度彰显中华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更加增强故事的思想性，明确个人修养的导向性。

（作者：袁正领，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副主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