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春晚”进化史：一种文化符号学的考察（鲍远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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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83年除夕夜首播以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晚已经演变为中国人的“新民俗”，并成为当代社会进程中中国新文化的符号象征。央视春晚以歌曲、舞蹈、相声、小品、魔术、杂技等多种短平快的艺术形式，借助于知名主持人解说词所串联起来的节目编排样式，通过对国族形象、社会热点、时代元素与文化符号的即时穿插，以中华民族合家欢的视听交互形式呈现于电视荧幕，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文化符号生产形式，构建了新的文化仪式生成机制，它以丰富生动的艺术表现、异彩纷呈的艺术形态以及家国同构的审美情感，别开生面地诠释了与时俱进的中国形象，也映射出经历沧桑巨变的中国在新时期、新世纪以及新时代的社会景观、生活图景与精神风貌，更通过绚烂多姿的声、光、电、影综合艺术表现形式为海内外中国人描绘着时代进程的壮美画卷，演绎出中华儿女的家国情怀。

　　一

　　作为万家团聚的精神象征和新文化仪式，春晚有着全民性的精神参与，这种参与虽无强制性，但却内含着一种民族精神与传统文化的认同力。从1983年首播到现在，作为国家文化象征符号的春晚根据内容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它们集中地体现了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发展以及中国人民生活变迁的历史轨迹。

　　1983年-1999年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的春晚的创意编排以及内容生产基本上是立足于国内观众的文化需求，注重本土特色与传统要素，具有较强的“文化寻根”与“国族认同”意味。有人将这一时期的春晚解读为全民共享的“精神文化大餐”，即它是在丰盛的年夜饭之后，全国人民共同守望的一场精神文化盛宴。这是因为，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民还处于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双重匮乏之中。于是，春晚作为文化创新形式就成为人民群众在追求经济富足、生活幸福的物质实践之外的一种精神性的自我补偿，它最终演变为一种“新民俗”，寄托了人民群众对祖国日益强盛并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美好愿望。

　　2000年-2011年是春晚作为一种民族“文化品牌”逐渐从本土走向世界的新阶段。新世纪到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建设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世界文化传播的格局也迎来新的变化，于是春晚作为文化品牌在制播方式上也就有了接轨世界、迎接技术革新的需要。其主要表现是“开门办春晚”，即不仅要把春晚办成中国人民除夕夜的合家大联欢，而且要让其变成展现中国经济社会与精神文明发展的“名片”，让全世界都能感受到中华民族的崭新变化。

　　2012年至今是春晚的第三阶段，新时代的文化建设需求推动着春晚文化传播功能的转变。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打造文化强国，树立文化自信，成为新时代春晚内容生产与传播的主旋律。依托于精神文明建设成果的支撑，如今的春晚已经变成中国与世界人民共享的精神产品，它承载着向海外观众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的重任，因而不仅要有中国气派，还要有世界眼光。

　　二

　　春晚是一场新文化符号的生产建构与传播的盛宴，这一符号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并从方方面面对人们的言行举止加以规范，借此调控生活秩序，构建良性的社会文化生态。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春晚的传播包含了内在的文化机制，其主要表征是国家意识形态对民心民意的收拢与聚合，它弥合了作为承载国家意识形态价值的“庙堂叙事”与隐含公民个体精神诉求的“民间意识”之间的“文化裂隙”，体现为国族身份与公民个体在文化心理与精神层面的融合。在一种“海内外华人大联欢”的艺术互动氛围中，春晚利用其符号化的塑造功能抹平了大众社会中庙堂与江湖、群体与草根间的意识形态距离，并在不同地域、国家和生活习惯的华人群体之间构建了民族身份认同、精神文化归属与命运共同体的话语场。

　　作为国家核心价值取向的象征符号，春晚以媒介形式向广大受众呈现内含“文化共情因子”的艺术内容，其中必然会包含思想政治教育与道德伦理文化的取向与价值诉求。伴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普及、同心筑梦的新伦理观念的确立以及中国文化影响力的加强，这种意识形态传播的功能也必然会在春晚这一集聚了民族文化精髓的综合艺术形态中得到强化。在春晚的大舞台上，代表社会主体价值观的“庙堂叙事”可能更侧重于国族文化认同以及思想政治教化功能，而代表着民众个体精神诉求的“民间意识”则更注重春晚自带的娱乐互动属性，例如使用技术平台（微信、抖音、“B站”等自媒体）拼手气、抢红包或者与人气明星、网红即时互动等，两者之间的符号博弈构成了春晚文化叙事与传播的内在张力。如何中和两者背后可能存在的不同要素，将春晚的文化传播价值导向万众一心的共享价值领域，是承载宣教功能、凝心聚力的各类节目需要承担的重要职责。

　　三

　　情感认同的仪式感与黏合多元文化诉求的内在属性，使得春晚有力地反哺了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伟大事业，并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新技术手段与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也有力地影响了春晚的内容与形式创新。首先是技术创新与春晚节目制作的互动关系，它不仅影响中国人对于美好精神文化生活理想的追求，也重塑了当代中国人的文化性格，最终构建出中国人文化选择的多元属性。新世纪以来，春晚的内容创新越来越离不开新媒体和新技术手段的支持，而春晚的形式创新则越来越表现出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先进技术成果同步的局面。互联网、自媒体、大数据、云计算、VR/AR、虚拟主播以及5G+8K/4K直播等技术不断地参与到春晚的录制与传播环节，QQ游戏、微信红包、抖音直播、拼多多互动平台等新生活方式也紧密地参与到春晚的内容生产过程，使其变成交汇和融合各种新事物、新思想与新观念的“文化熔炉”。不过，新技术的应用一方面顺应了深受二次元文化影响的网生代观众的艺术诉求，歌舞、魔术、曲艺与现场互动节目在技术手段的“加持”之下会更加精彩；但另一方面它也与恪守传统的前网络时代观众的审美理想产生“裂痕”，在以假乱真的技术表象下，传统文化精神与民族气质如果不能通过技术手段达到完美呈现的话，技术隔阂或信息茧房的负面效应就会影响到老一辈受众的接受。新技术的应用是一柄双刃剑，面对越来越多元的文化诉求，技术革新与内容创新如何良性互动，是摆在春晚主创团队面前的重要选择题。

　　其次，春晚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新文化的一部分，更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导流器”。曾几何时，春晚中由明星演唱的歌曲会变成下一年度的社会流行歌曲，而语言类节目中的台词和情节也会变成年度流行语或热门段子，也就是说，作为一种社会性的精神仪式，春晚以其朴素的文艺实践引领着文化潮流的变革，很好地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与国家的治理。但是在多元文化格局的冲击下，这种“导流器”的作用也相应地受到了削弱。如今，除了央视春晚，观众还有更多的选择，比如B站等自媒体以及地方卫视的春晚，它们对央视春晚的“受众分流”使其不再像当初那样在文化认同和符号整合方面保持强势。技术和媒介手段的进步加剧了这种撕裂，其结果是春晚在努力创新的同时也逐渐失去了部分文化认同价值，并受到欣赏趣味提升的受众的吐槽。由此可见，在节目内容和传播形势不断创新的同时，春晚主创团队也要考虑不同年龄、阶层、兴趣和艺术素养的观众对于美好精神生活更高标准要求的变化节奏，在守正与创新中寻求新的审美平衡。

　　四

　　在“举国体制”之下举办的春晚，既承担了传播民族文化、塑造国家形象、讲述中国故事的宏大叙事功能，也包含着凝聚人心、交流情感与传播正能量的社会价值，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带有很强民族特色的“文化品牌”，它还应该实现文化传播价值、社会引导效应与商品价值属性的“共存”。春晚自问世以来，从传播的途径到内容的组成方式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其背后既有国家层面的体制机制变动及其宏观调控的原因，也有社会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内在的规定性在起作用，还包含着人民群众渐趋多元的生活选择的原因。

　　近年来一些流量明星和网红上春晚虽然挽回了欣赏趣味更为多元化的年轻观众，但也让老一辈观众无所适从。在此情况下，春晚的节目编排和传播方式也发生很大变化，一方面是我国文化生产体制机制逐渐健全、文化产业标准渐趋成熟的标志，但它也从某些方面削弱了春晚的文化引导功能。再比如语言类节目历来是春晚的内容担当，曾几何时，年度热词或流行语都出自于该类节目，而如今春晚常因被动地借用社会流行文化要素而导致创新力不足、吸引力不够的问题。如何解决好这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深入思考。

　　此外，近年来春晚内容生产与传播所依托的媒体格局也发生了巨变，电影、互联网、移动端以及自媒体极大地冲击了电视媒体的信息传播，使春晚所承载的精神文化补偿机制受到削弱。因此，春晚在制播过程中就需要努力探寻社会价值与品牌效应的中间量，在平衡多方利益与兼顾守正创新的艺术标准中继续充当社会潮流的引领者，不断地为人民群众营造节庆艺术氛围，打造具有中国风范与全球视野的新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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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鲍远福，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贵州民族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