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激进主义导致了俄国知识界的大分裂，催生了民粹主义，此后它“又换了一种形式进入到列宁主义中来”。列宁直接把皮萨列夫、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与杜勃罗留波夫奉为“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先驱”。托洛茨基承认：“我们的先辈没有注重创造……可使我们的革命变得温和一些的民主条件”，于是新俄国、新生活就在痛苦、磨难和血腥中诞生了。在激进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苏联模式最后在国家主导的快速追赶潮流中断送了70多年的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反思“激进主义”成为近年来俄罗斯学术界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比如撰写《俄罗斯文化史》的格奥尔吉耶娃就认为：“革命解放运动所固有的这种极端主义思想，是俄罗斯整个民主运动遭到失败的主要原因。”
—— 金雁《倒转红轮》
02. 这种“现实主义”有很强的洞察能力和果断的行动手段，对权力的渴望、对成功的崇拜、对来自上层强制灌输能力的心领神会，对追求目标过程中的残酷无情贯彻的淋漓尽致。在他们那里，生命和存在仅仅是支撑自己世界体制的物体。他们放纵流血，许诺暴力必胜，相信绝对意志可以达到绝对成功，既反对旧政权的强制工具，又神话拥有强制工具的新政权。这种“没有彼岸的坦率的唯物主义”以成功为标准，以实用为手段，目标虽然也标榜的极为“高尚”，却又完全世俗，她在否定了制度约束的同时，也解除了伦理精神的压迫，于是“无神论”变成了“新的宗教”，但是这种“宗教”唯一崇拜的就是权力。至于是什么样的权力，反倒常常模糊起来，以至于从“极左”到“极右”的转换就像捅破一层纸那样简单。
—— 金雁《倒转红轮》
03. 村社民主表明，并不是只要多数决定或在“公意”的基础上就能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制。在它基础上产生的不受约束的无限权力在以“多数”名义任意剥夺“少数”的同时，也使多数人无法作为有意义的个体存在。在这种“民主”背后隐藏着一种“类专制主义”或“国家主义”的倾向，这也就是巴枯宁高调宣称的“革命需要专制主义”的理由。这已经成为一个规律，理想越强烈的人，越是希望按照自己的模式改造世界，接近权力意志的渴望也就越大。另外，从精神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从僧侣阶级中脱颖而出的平民知识分子的激进性和反社会人格，与他们成长过程是有关联的。早年尝遍了人情冷暖以及对社会等级制下不平衡感的体验，使他们对成功和权力有一种渴望。
—— 金雁《倒转红轮》
04. 因为“人民”只是一个抽象的集合名词，它是需要人格化的领袖来代表的，而这种“人民之父”，也就是“人民的家长”与沙皇专制只有一步之遥，要跨过去是轻而易举的事。民主主义者认为，自由不是大众化的，而是贵族特权，因此造反的群众不关心自由，也不需要自由，他们甚至不能忍受自由的重负，会滥用了这份权力，使俄国陷入西方的一盘散沙状态。别林斯基最主要的贡献在于他从彼得大帝的强制性中看出，如果没有强制，俄国的惰性使推行任何改革都是无法实现的。权威的意志力比自由更适应国土辽阔的俄国。
—— 金雁《倒转红轮》
05. 车尔尼雪夫斯基坦诚表示，他对贵族的仇恨来自于他们所出身的那个阶级。他认为，平民因其在社会底层的摸爬滚打，天然地具有比贵族阶级更多的道德优越感和革命性，在这种阶级本能中的“阶级觉悟”与“贵族启蒙”中的“无病呻吟”完全不同。应该说，阶级分析的确是探讨“思想发生学”的一种有效的社会学分析方法，但通常它只能用于群体分析，对于一个具体的辩论对手如果你一上来就谴责其出身不良所以动机必定邪恶，人家就没法跟你正常讨论了。同时即便是群体分析也只能在发生学的意义上有效。即便你正确地指出了某种观点出自某个阶级立场，也不能自然而然地就证明这种观点在事实上错误、在逻辑上混乱、在价值上邪恶，后面的几种指责都是要单独证明的。
—— 金雁《倒转红轮》
06. 众所周知，“激进主义”便意味着摒弃渐进改革，反对妥协让步，强调与过去“决裂”，对现存秩序和现存社会制度持强烈否定态度，急切地希望对社会进行根本性的变革。最常见的就是以革命暴力方式彻底颠覆旧的国家体制而重建一个新社会。俄国激进主义（Радикализм）在19世纪60年代涌起，那时思想界认为俄国文化已经和统治阶级话语霸权绑在一起，只能以批判否定作为武器，于是激进地提出“不要调和！”“不要改革！”，在社会领域里要坚持“斧头”原则。随后在俄国兴起了一股平民阶层扫荡一切的“旋风效应”，他们相信，只要激进地用革命推翻了旧制度，再以理性规划社会生活，人类就会有一种“空前灿烂、基础全新而且坚不可摧”的美妙生活。
—— 金雁《倒转红轮》
07. 这种无所畏惧的“行动主义”者、“没有彼岸的唯物主义”者，下一个逻辑链条便是“破坏的合理性”。为了“大多数人”的幸福，给他们建立“天堂”，需要把“群氓”领出黑暗，妨碍这一点的任何人和事都是“恶”，都应当无情消灭。他们倡导从思想的书斋走向破坏现实，因此蔑视一切陈规，认为任何抽象的理论都说明不了问题，关键是要付诸行动。这种非凡思维下造成了一种悖论：“热衷于毁灭，就是热衷于创造”，“破就是立，立就是破”
—— 金雁《倒转红轮》
08. 东正教是唯一真正的基督教，它是所有基督教信仰中保留了早期基督教原生态东西最多的民族，但是这个东正教并不是指沙皇的官方东正教，霍米亚科夫甚至指出提出，教会变成一个国家的部门，使它成为帝国的宣传机构和意识形态的掌控部门，就已经以世俗文化取代了宗教世界，这是和基督教原则相违背的，沙皇不应有神职方面的权利，他们希望复原一种没有被破坏的宗教，共济会作为一个活动平台和思想中介，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他们的愿望。
—— 金雁《倒转红轮》
09. 别尔嘉耶夫认为，“通过别林斯基，可以研究俄国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形成的内部动因，这个动因首先应该从对生活中的恶、不幸和苦难的激烈的愤怒中去寻找，他看到了具体的人遭受苦难，他要证明人的价值和生活的权利，他的目标是为了具体的人，而在争取这个过程中个人又被整体和社会淹没，一个人只有通过革命建立的新社会才能获得新生，而这个行为需要社会的多数――人民――进行激烈的改革”，这个变革过程中导致了对个人的遗忘，社会问题超越个人问题，革命推翻压迫个人的“共性整体”后又以新的“共性整体”凌驾于个人之上，要求个人完全服从它。
—— 金雁《倒转红轮》
10. 只要是极端主义者，不论是宗教狂热，还是反宗教狂热都是相通的。他们能从神圣事业中获得价值感。他们害怕妥协，不难从一个极端的信仰转向另一个极端的信仰。革命被他们当做是一种宗教崇拜来看待，谁都知道，宗教狂热的对立面并不是无神论者，而是冷静温和的自由主义者，是具有自我判断能力的理性主义者。
—— 金雁《倒转红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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