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要渺小的个人负起责任是不公平的，个人只是"制度"这巨大机器中一个看都看不见的螺丝钉，机器在制造杀人的武器还是救人的工具，不是螺丝钉的责任。
—— 龙应台《人在欧洲》
02. 一个爱思考的人行走千里只为追究一个形而上的问题；舆马争饮，座无虚席，只为听一场关于道德的辩论；渡口不以政治人物命名，却纪念两个著书立言的人……什么样的社会才允许这样的事情？那必定是一个认识文明、尊重文明的社会，八百年前的中国。
—— 龙应台《人在欧洲》
03. "不跳海，就是贼"的赏罚原则对人有高度的道德要求。首先，它要求一个人上了"贼船"要认得出这是艘"贼船"；也就是说，人要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洞悉是非真伪的智慧；其次，它要求人有"跳船"的勇气。认清贼船之后，即使不能英勇地把掌舵的暗杀了，或者放火烧船起义，至少要拒绝同流合行，毅然决然地跳船。
—— 龙应台《人在欧洲》
04. 历史，不分中外，都是政权的工具。
—— 龙应台《人在欧洲》
05. 一个***发言人的责任，在对准了舆论界，将早已作好决定的***立场转达给民众。而作成决定的***是否在撒谎、欺骗，不是发言人的责任。甚至于即使他分明知道由自己嘴里讲出来的话是谎言，有悖他自己的良知判断，也不会有人指责发言人为欺骗者。他只是执行任务罢了。应该负责的，是那个存心欺骗的***；或者说，是那个无法防御欺骗的、不完美的***制度。
—— 龙应台《人在欧洲》
06. 仁民爱物是一种道德理想，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努力以赴，可是，你不能因为一个人做不到仁民爱物的标准而判他十年徒刑；仁民爱物是一个道德的上限，必须当他碰到下限――譬如杀人――的时候，你才能惩罚他。误上了贼船的人，我们希望他有所觉醒，在"工作与良知"之间毅然有所抉择，跳海也在所不惜，但这又是一个道德的期许，不是判罪的标准。把上限的道德期许拿来作为判罪惩处的下限标准，岂不失之太苛乎？人，没有那么干净吧？
—— 龙应台《人在欧洲》
07. 一个刽子手的责任，在看准了头颈的分寸，一刀霍下，让鲜血喷起，人头落地。被杀的人究竟有罪或者冤枉，不是刽子手的事情。甚至于即使他明明知道眼前跪着的人其实无辜，也没有人会指责刽子手为凶手。我们可以说，刽子手只是奉命行事，做一天和尚当然就得撞一天钟。应该负责的，是判官；或者，是那个不健全的审判制度；再抽象一点，我们不妨这么说，错在那个封建的社会。
—— 龙应台《人在欧洲》
08. 在中国文革的狂热中，在德国希特勒的民族主义热浪中，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大趋势中，人人都是泥人，你要泥人怎么样跳出塑泥的大手掌去辨别客观的真伪呢？确实有些人，在举国欢呼："嗨，希特勒"的时候，清楚地冷眼洞悉隐藏在爱国狂热背后的危机，目击是非价值的颠倒，弃德国而去。这些人，毕竟是少数中的少数。大多数的人，即使动了疑心，也没有能力作独立的判断。一个当过红卫兵的人告诉我："当时我们冲进教室把老师拖出来打得鼻青眼肿，逼他下跪，我心里觉得好像有点不对，可是大家都这么做，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所以我也定了心，放心地去打。"人云亦云是人的常态，自我觉醒、反抗潮流，是人对自己较高的道德期许，一种理想的追求。
—— 龙应台《人在欧洲》
09. 然而，洞悉是非真伪的智慧，独善其身的果敢――究竟多少圆颅方趾的人有这两样条件？明辨真伪往往不只是智慧的问题；一个智慧极高的人可能生长在一个极权制度中，资讯受到封锁，教育受到歪曲与控制，神话、谎言作为洗脑的材料，从生到死他根本没有洞悉真伪的机会。透过统一编制的教科书、控制严格的报纸与电视、宣传标语、威吓利诱的手段，一个***可以塑造人民的思想，像搓泥人一样，玩于股掌之间。
—— 龙应台《人在欧洲》
10. 经过两次大战的现代人，其实一直在努力地维持清醒。他一次又一次地受到操纵与蒙骗，一次又一次被带到毁灭边缘。所以，已经有人开始睁开眼睛检视船行的方向。西方的反核战运动就是一种自觉运动，一向被动的人反过来希望主动地决定自己的未来，不让所谓"领导人"或狂热的群众牵着鼻子走。台湾近年来开始蓬勃的民主运动与反污染热潮，也代表一种觉醒与反抗，人试图塑造自己的命运，如果缺少这种觉醒与反抗，人恐怕早就在自己的愚昧中灭顶了。
—— 龙应台《人在欧洲》
11. 我不否认我也喜欢有较好的物质生活，不过最重要的，美国那样的社会比较可以让我专心而孤独地生活。我只想看书、写作、思考，其他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想过问，只作我自己。在苏联，这办不到。
—— 龙应台《人在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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