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中国的官吏、知识分子与农民各有一大病症。官吏之病在于唯上而不唯下；知识分子之病在于唯书而不唯实；广大农民之病在于好分而不善合。此三种病，自古而然，堪称国病。
—— 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
02. 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核心是确定善恶美丑。那么善恶标准的基础或根源在何处呢？它既不在个人之内，也不在社会之外，而在社会共同体内。然而问题恰恰出在这个“这回共同体”：因为社会共同体内部的各个成员，既相互依赖，又相互对抗。古代的贤哲们大概是看到了这一无情的事实，故而从社会外去寻找道德的基础与标准。老庄的道，宋明儒学的理，释教的佛，基督教的上帝，伊斯兰教的真主，古希腊哲学中的逻各斯，近代西方哲学中的规律，便是用来奠定人间社会善恶的基石。然而，宋明的现代人不信这套说教，于是善恶标准便模糊起来了，只得用法律从外部规定人们的行为标准。
—— 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
03. “公社集体耕作制解体后，获得人身自由的农民通过市场，通过第二、第三产业而展开争取优势地位的竞争(或说发家致富)。各种独立分歧的利益应与法律相结合，自由应与义务相结合，才能建立起新的社会秩序，但这有一个过程：如今的社会混乱之根本原因恰在于这一结合尚未完成：”“政治上从“替民作主”向“现代民主”转移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当前政治改革的核心任务，是如何从体制上确保官员必须“为民作主”。”
—— 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
04. 时值晚10 点，这时小店门外又聚起一二十人，男女老少都有，这样热烈的气氛，引起我想给乡亲们说点什么的欲望。明天，我将与他们辞别，似乎也有一种给他们说点什么的责任，于是即席"演说"。我从分田单干谈到村民的协商合作问题；从村民的自由，谈到村内公共事务的管理问题；从土地与人口关系谈到计划生育与孩子的教育投人问题；从住房的过度竞争谈到养老金的自我积累问题；从村民请客送礼走后门拉关系的行为方式，谈到了乡村干部的腐败问题。乡亲们认真入神的听讲，使得我这场即兴"演说"足足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当我宣布讲话结束，并告诉他们我明天将回开封时，乡亲们纷纷要我多留几天，多给他们讲讲这样的道理，其中两位村民竟请求我留下来做他们的村支书！
—— 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
05. 如果只能运用社会关系才能进入现场，那是不是只有从自己熟悉的地域做起，如果有足够多的人在做这件事情的话，就好了。
—— 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
06. 不过，与现代人比起来，古代世界的欲求是相当质朴且有限的。现代人发明了科学，有发明了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在人的自然需求之上增长着无穷无尽的认为需求。到处活跃着的激情、利益与偏好汹涌澎湃。无限的贪欲被现代经济学家视为推动生产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现在的问题是，大部分注定无法满足的欲求完全有可能冲毁道德与法律设置的脆弱堤坝。
—— 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
07. 中国激进知识分子好谈专制与民主。他们只把专制与民主视为一种政治制度，又将政治制度视为一件可以随时替换的衣服。他们被西方政治概念蒙住了眼睛，看不到政治制度赖以有效运作的社会心理与习惯。当广大村落农民尚未学会自我代表，且需别人来代表时，一切法律与民主的制度建设，只能是一层浮在水面上的油。
—— 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
08. 与中原人士相晤一室，你能感受到与烈酒一样浓的人情。然而，恰恰是这个令人心醉的人情，妨碍着我们民族的个体进行等距离的理性合作。韦伯说，现代组织制度的理性化过程就是将人情关系排除出组织的过程，并推动着组织内部行政效率的极大提高，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一个条件。然而又说，失去人情的组织人是一种“非人化”。这是人类为了效率而建立理性化科层组织的一个无可奈何的沉重代价。我突然理解了韦伯的心情。
—— 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
09. 一切宗教的目的在于将这股无法在世间实现的欲流引向天国，从而维持世间的秩序。如今，从穷乡僻壤到繁华都市，到处充塞着希望一夜致富的骚动人群。用加快发展经济来满足更多的欲求，这是一回事；总有更多的欲求得不到满足，又是另一回事。那么如何来对付这些注定无法在现实中实现的欲求呢？
—— 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
10. 这番闲聊，引起我两点思考：一是贫困山区高辍学率之根本原因是家庭贫困和学杂费太高。学杂费过高的原因是教员的工资福利水平提高了，而地方***财政无法满足教员的'旧益增长的物质要求"。故而变出各种名堂向家长学生搜刮。如上述分析大体正确的话，那么所谓"希望工程"对降低辍学率所起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如今，"体面的生活标准"对一切人都是一道无形的但又是强制性的"律令"，它迫使一切人向它攀比。地方党政官员与教员自然不例外。二是在公社体制向乡镇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凡行政村一级的党政机构处于瘫痪与半瘫痪，或宗族化甚至村霸化的地区，乡村社会似乎重新回到了它的"自在状态"，各家各自为政，各家族之间恃强凌弱，恃众暴寡，贫弱无依者忍气吞声。
—— 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
11. ”一部分地区优先发展战略”是否会使中西部地区沦为发达地区的“殖民地”问题。如中国的现代化努力只造成若干发达的中心城市与一批暴发户阶层有能力仿效西方富裕阶层的生活方式，那么，改革真的走到邪路上去了。
—— 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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