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奥古斯都的一切行动，他的一切命令，显而易见目的是在于建立君主制度。苏拉放弃了独裁的大权；然而，在苏拉的一生中，甚至在他的残暴行为中，人们都看得到一种共和的精神。他的一切命会，尽管是执行得十分残暴不仁，结果总是在于保持某种形式的共和。急躁的苏拉用暴烈的办法把罗马人引向自由；奥古斯都这个狡猾的暴君却用温和的办法把他们引向奴役。在苏拉的统治之下，共和国恢复了自己的力量，但是大家却都呼叫着暴政；在奥古斯都的统治之下，暴政加强了，但是人们谈论的却只是自由。
—— 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
02. 为了维护共和国的统治而永远需要的纠粉，对于皇帝的统治来说却只会有很大的害处，因为这种纷争只会使统治者易人，却不能使法律确立起来，不能制止滥用职权的行为。
—— 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
03. 对于国家来说，一个国王的暴政的害处比起不关心公共利益对一个共和国的害处还要小些。一个自由的国家的优点是它的收入分配得比较好，但如果分配得较差的时候，则自由的国家的优点是它根本没有宠臣；但是当事情不是如此，不是使国王的朋友和双亲发财，而是使参加***的一切人的朋友和双亲发财的时候，那末一切便都垮台了。
—— 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
04. 后人对他的估价，和对其他一切事物一样，好或者是坏都会受到命运的任意摆布。任何一个国王如果他为后来占了统治地位的党派所战胜，或是他想消除掉留在他身上的偏见的话，那他的名誉总是要遭受捐害的！
—— 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
05. 在开始的时候，罗马并没有卫戍地。他们把他们的全部信任放在他们沿河驻扎的军队身上；在那里，每在一定间隔的地方都筑有塔楼以供士兵居住。 但是当人们只有坏军队的时候（常常甚至没有任何军队留下来），边界不再能保卫内地，它就需要设防了。于是设防的地点比较多，但兵力却比较少了；逃避的地点比较多，但安全反而比较少了。
—— 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
06. 在东方，人们总是要娶许多妻子，为的是取消她们在我们这样气候的国家中对我们所具有的极大势力。但是在君士坦丁堡，只许有一个妻子的法律却给妇女以巨大的权力：这样的情况往往使统治变成软弱无力。
—— 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
07. 服从一个国王的人们比起生活在世袭的贵族制度下的人们来，他们所受到的嫉妒的痛苦要少些。国王离开自己的臣民很远，以致他们几乎看不到他；他是这样有力地君临在他们之上，以致他们竟然不能想象在他们之间会产生什么不愉快的关系；但是占统治地位的贵族却是大家都能看到的；他们并不是这样高高地在其他公民的上面，因此公民们便总是能够做出不愉快的比较。
—— 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
08. 在罗马有一种尊严法（1oi de majesté），这种法律是针对着想危害罗马人民的人们的。提贝留司利用了这个法律，不过他不是用这个法律来对付原来规定的对象，而是用来对付他所憎恶的或不信任的一切人。受这个法律所管束的不单单是行动，而且有言语、表情、甚至思想，因为在两个朋友之间相互倾诉的由衷之言是只能被视为思想的。在宴会上面于是不再有自由，亲戚之间也不再相互信任，奴隶中间也不再存在着忠诚。君主的伪善和阴郁感染了所有的人。友谊被看成是一种危险的暗礁；讲真心话被认作冒失的行为，美德则只不过是可以在人们心中引起回忆往日幸福的一种矫揉造作的表现罢了。
—— 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
09. 早期罗马人中间的神职人员并没有从公民社会中被排除出来，而且可以在其中担任职务，但他们却不关心它的事务。当基督教确立起来的时候，同世俗事务更加隔离的神职人员，就稍稍地干预世俗的事务了；但是，当帝国陷于衰颓，只有僧侣才是神职人员的时候，这些由于一种特殊的誓愿而必须逃避和害怕世俗事务的人们，却利用一切机会来干预这些事务了。
—— 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
10. 君士坦丁堡的人民永远是分成两派的：“蓝派”和“绿派”。这两派是从观众在剧场中对某些优伶的不同程度的捧场而产生出来的。在跑马场里，穿着绿衣的驭者和穿着蓝衣的驭者争夺黄金。观众每个人都是热狂地参加到一派里面去的。帝国的每一个城市都有这两派，它们按照城市的大小，这就是说，按照一大部分人民的闲散程度，相互间进行着不同激烈程度的斗争。
—— 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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