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你现在成功了，人家才会重视你的过去。如果你现在什么也不是，那么你的过去就是一堆垃圾。
—— 张鸣《重说中国近代史》
02. 人性，在历史上很难有变化，几千年来估计都是这样。通过正规渠道上不去，那就走邪道，只要能出名就行。
—— 张鸣《重说中国近代史》
03. 历史就是民族的记忆。
—— 张鸣《重说中国近代史》
04. 中国普通民众的民族意识之崛起还是得等到二十世纪。而且，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并不是一回事。可以说，等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的大规模入侵，以及中国共产党等在民间的宣传，这种意识才最终培植起来。
—— 张鸣《重说中国近代史》
05. 统治者又依据理学的标准在生活上给官员定规矩，比如禁欲---为官在外，特别是京官，不许嫖娼，于是那些汉族官僚养成了找戏子的习惯。那个时候，在北京唱戏的人，就被人称为相公堂子，他们虽然是男儿身，却是被人当作妓女的替代物存在的。这是一个事实，并不是我污蔑这个行当。
—— 张鸣《重说中国近代史》
06. 我们为什么要学历史？我的一个朋友曾提过一个很好的比喻：一天早上你起来突然失忆了，忘记自己是谁了，想想看你今后该怎么生活――你谁都不认识，这意味着忘掉了自己的历史。历史看起来好像没什么用，但实际上我们是离不开它的。其实对于一个民族，无论是其整体还是个人，记忆都是不可或缺的，历史就是民族的记忆。很多人现在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处于失忆状态，所以一直安放不好自己的位置，在历史长河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在世界格局中也定位不好自己的位置。
—— 张鸣《重说中国近代史》
07. 毕竟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帝制，老百姓已经习惯了有一个皇帝。今天我们很难想清这一点，但在当时就是如此。在我们这个伦理型国度， 强调的是天地君亲师和忠孝仁义，这些伦理结构其实都是围绕着君主来建构的，孝也是为了忠，一旦君主没了，那么这个重心就会动摇，整个社会的人心就会开始晃。由此会带来许多治理上的问题，比如一些刁民就很难治――没皇帝了就没王法了，那我还怕什么呀。
—— 张鸣《重说中国近代史》
08. 但是当时的学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在他们看来，只要我是爱国的，怎么做都可以。他们去冲击赵家楼，把曹汝霖家烧了，把章宗祥打个半死。当时大家认为他卖国了，然后就打了他，把他家烧了。曹汝霖幸亏躲了起来，否则可能被学生打死了。学生认为自己完全正当，整个社会也认为这些行为是正当的。只有两个人不这么看：一个是梁漱溟，他说，虽然你是爱国的，但你必须承认你的行为是违法的。
—— 张鸣《重说中国近代史》
09. 权术并不是不能用，但若是一个人没有大韬略、大格局、大想法，那么，权术用多了，可能就会适得其反。
—— 张鸣《重说中国近代史》
10. 然而，一旦国家上层下令要办新学堂，而且把科举废了，那么，科举与教育之间的牢固联系就被一下子掐断，底层就开始乱了……后来有些农村的文化根子断了，没人会写对联，于是过年时只能拿口大碗，在碗边上蘸墨后就往红纸上扣，盖成几个大圈圈，然后就当是对联往门上贴。或者说就像现在城市里这样，只要花钱就能买到写好的对联，但是上面的话都差不多，显得特没文化
—— 张鸣《重说中国近代史》
11. 袁世凯称帝时，古德诺那篇《共和与君主论》的文章影响很大，古德诺当时是袁世凯的政治顾问，他的文章本身没什么大错，中国的国民的确不适合总统制，但是他也没说现在就是适合复辟。袁世凯此时是当不了皇帝的，因为各种势力都在反对。而且，由于历史已经走到这里了，进化论的价值观还没人能够质疑，它是一种很强势、很有市场、很有说服力的价值观。在这一背景下，许多人就认为，袁世凯称帝，就相当于反对人类进步，反对历史进化。总之，不管反对者所持的是什么居心，各自有什么样的怀抱，进化论的声音已然把所有的想法都统一起来了。这就极大地孤立了袁世凯，连他的亲信大将冯国璋、段祺瑞等人都反对他，所以袁世凯最后就在众叛亲离中死去。
—— 张鸣《重说中国近代史》
12. 第一种是怨妇心态，凡事以哭闹为主，就是觉得你们总欺负我们第二种是泼妇心态，凡事讲打，打不过我挠，我要反抗，把整个近代史写成仅仅是反抗的历史，这个反抗的过程虽然可歌可泣，但毕竟没打过什么胜仗，充其量就是挠人一把，还挠不到脸上。但是我们觉得很好，还很推崇，因而创造出很多神话。如果当时斗争真有这么波澜壮阔，那英国人根本进不来，我们也就根本不会有这段被称为半殖民地的历史。第三种是情妇心态……在它看来，殖民历史也是好历史，不殖民怎么进步？但是被殖民的过程实际上是很屈辱的……尤其是对这个民族的上层精英来说。如果这些上层精英曾受过本民族悠久文化传统的熏陶，他们就会感到更悲哀。但是情妇心态把这一层抹掉了……
—— 张鸣《重说中国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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