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医生还应具有智慧，以特殊的方式认可患者的痛苦，……在我看来，这是医生和患者共同的道德核心。这种共同美德，不是费用/受益恒等，或者经济实力能够获得的。所以，把医生-患者的关系商品化为金钱交易，就无法解释医生-患者关系的这一方面。宁可说，这是医生和患者给对方的礼物。
—— 阿瑟・克莱曼《疾痛的故事》
02. 医生对患者和家属的解释模式的忽视，可能标志着对患者的不尊重，也可能表示对非主流观念的傲慢，不把心理学看作是与医疗相关的一个方面。这种明显的轻视会阻碍医患关系，还会损害医疗服务的沟通基础。
—— 阿瑟・克莱曼《疾痛的故事》
03. 通过具体的价值观，社会控制被内在化，政治形态被物化，成为肉体的感觉和生理的需要。
—— 阿瑟・克莱曼《疾痛的故事》
04. 症状的第一层意义隐含着社会公认的关于身体和自我、两者彼此关系的知识，以及它们与我们私密生活关系的认识。
—— 阿瑟・克莱曼《疾痛的故事》
05. 我想起我在处理我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时，总是先逃跑，然后，在精力耗尽之后，再去思考它们。现在不逃跑了，我无法逃避它；我不能避开我正在死去的感觉。你知道，有这样一种感觉，一种明确的内在感觉：一切正在逐渐衰退，越来越脆弱；活力、元气之类正在失去。
—— 阿瑟・克莱曼《疾痛的故事》
06. 医疗几乎总是使你卷入纠缠不清的关系中，一个个性之网中，一个丰盛而辛辣的人性大杂烩，其中包括我们作为医治者的恐惧、渴望和需要。这是深层情感和人的行为的混乱世界。像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把文本模式当作人类行为的模式，把疾痛当作理论来谈论，还比较自在。不错，理论对疾痛来说是关键，然而，疾痛是疼痛、失血、心律不齐、难以表达的恐惧、惊慌、彻底的惊骇。它接近行动，不只是思想。
—— 阿瑟・克莱曼《疾痛的故事》
07. 弗洛伊德的巨大贡献就在于，他使医学界认可了用患者的履历和人际关系的背景来解读疾病，承认这是医护工作者的正当技巧之一。在弗洛伊德和他的追随者们看来，要完全地诠释疾痛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发生在厨房里、办公室里和学校里的事，也都不是不能被忽视的。……（医务工作者们）要建立一种新的普通医护语言，它能够解读疾痛与深层个人隐私的联系。健康专业人员的任务不在于大肆搜寻患者内心深处的秘密，而在于帮助慢性病患者和他们周围的人，与他们一起面对疾痛现实――也就是接受、控制和改变这些出现在他们生活中和治疗中的个人问题和意义。我认为，这其实是所谓赋予患者力量的实质。
—— 阿瑟・克莱曼《疾痛的故事》
08. 毋庸赘言，在现代美国中产阶级中，很大一部分妇女生活在各种压力下。一方面，社会文化期待她们发挥个人的潜力。在表层上，这常常意味着她们应该有自己的事业，或至少有份家庭以外的工作；在更深的个人层面上，这一社会观念必定要求人们去追求真实的自我意识，以及它的表现（所谓的自我实现）。近几十年来，美国文化中，这意见被强调为个人道德的核心要求。这一期待也是消费社会里流行的商业理念的基础，但如果把它看作是电视广告的虚构故事，那就错了。这是社会极力向儿童传播的文化要旨－－它引导他们的内心发展，影响他们内在世界的变化。对成年人，它指导他们对自己和别人的身份地位的评价：“尽你所能，不枉此生。”这成了我们每个人内在化了的信条，并不知不觉地把它运用于自己的周围环境，以致
—— 阿瑟・克莱曼《疾痛的故事》
09. 疑病症患者持续的恐惧并非基于幻想的确定性，而是基于持久怀疑的深深不确定性。他既不能确信自己，也不能确信疾病不存在的临床诊断。
—— 阿瑟・克莱曼《疾痛的故事》
10. 疾痛问题，作为人类的苦难经验向病人和相关的社会群体提出了两个基本问题：为什么偏偏是我？（挫折和困惑的问题）我们能做些什么？（处理和控制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几乎所有文化的治愈观，比如宗教和道德的治愈观，都是将病人和他们周围的人引向对挫折和困惑问题的关注，而现代生物医学的狭窄视野却回避苦难的这方面问题，一如它只医疾病，不闻疾痛。于是，作为对病人及其相关人群的挫折的回应，临床医生们只好努力地超越生物医学的限制，引进其他的理论模型，扩充他们的专业框架――比如，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或者与身心相关的医学模式――抑或，他们也同他们的患者一样，采取某种共通的道德观点，或者某种宗教观念来应对这方面的问题。
—— 阿瑟・克莱曼《疾痛的故事》
11. 格雷格里・贝特森关于社会关系的双重束缚理论，描述医护人员对重症病人提出的相互冲突的要求：首先要独立，不要消极和依赖，要积极参与你的治疗；但是，当你的病情恶化时，就要顺从地把自己交给我们，我们则会因为你所做的或没能做到的事，而怪罪你加重了你自己的病情。这种双重束缚可以误导患者，使他们产生负罪感。这种做法干扰了有效的医疗措施，长此以往，还会使患者和他们的家人心灰意懒，因而导致久治不愈，遥遥无期。
—— 阿瑟・克莱曼《疾痛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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