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在现今奇迹已经绝迹的时代，若要做事，除了自力以外无可依赖，也没有什么秘密真传可以相信，只有坚忍精进这四个字便是一切的捷诀。”
—— 周作人《知堂书话》
02. 禁书，无论禁的是那一种的什么书，总是最愚劣的办法，是小孩子，疯人，野蛮人所想的办法。
—— 周作人《知堂书话》
03. 本来也并没有人提倡要做公安派文，但即使如此也胜于韩文。学袁为闲散的文士，学韩则为纵横的策士，文士不过发挥乱世之音而已，策士则能造成乱世之音者也。
—— 周作人《知堂书话》
04. 在儿童不被承认，更不被理解的中国，期望有什么为儿童的文学，原是很无把握的事情，失望倒是当然的。
—— 周作人《知堂书话》
05. 艺术是人人的需要，没有什么阶级性别等等差异。我们不能指定这是工人的，那是女子所专有的文艺，更不应说这是为某种人而作的；但我相信有一个例外，便是“为儿童的”。儿童同成人一样的需要文艺，而自己不能造作，不得不要求成人的供给。古代流传下来的神话传说，现代野蛮民族里以及乡民及小儿社会里通行的歌谣故事，都是很好的材料，但是这些材料还不能就成为“儿童的书”，须得加以编订才能适用。这是现在很切要的事业，也是值得努力的工作。凡是对儿童有爱与理解的人都可以着手去做，但在特别富于这种性质而且少有个人的野心之女子们，我觉得最为适宜。本于温柔的母性，加上学理的知识与艺术的修养，便能比男子更为胜任
—— 周作人《知堂书话》
06. 我们对于教育的希望是把儿童养成一个正当的“人”，而现在的教育却想把他做成一个忠顺的国民，这是极大的谬误。罗素在《教育自由主义》一文上，说得很是透彻；威尔士之改编世界历史，也是这个意思，想矫正自己中心的历史观念。日本文学家秋田雨雀曾说，日本学校的历史地理尤其是修身的教训都是颠倒的，所以他的一个女儿只在家里受教育，因为没有可进的正当的学校。画家木村君也说他幼年在学校所受的偏谬的思想，到二十岁后费了许多苦功才得把他洗净。其实，中国也何尝不如此，只是少有人出来明白的反对罢了。
—— 周作人《知堂书话》
07. 我们期望教育者授与学生智识的根本，启发他们活动的能力，至于政治上的主义，让他们知力完足的时候自己去选择。我们期望教育者能够替我们造就各个完成的个人，同时也就是世界社会的好分子，不期望他为贩猪仔的人，将我们子弟贩去做那颇仑们的忠臣，葬到凯旋门下去！国家主义的教育者乘小孩们脑力柔弱没有主意的时候，用各种手段牢笼他们，使变成他的喽罗，这实在是诈欺与诱拐，与老鸨之教练幼妓何异。..
—— 周作人《知堂书话》
08. “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选者注云：“故老相传，姚姬传先生每诵此句，必数易其气而始成声，足见古人经营之苦矣。”此可知古文之通于音乐，即后人总以读八股法读之，虽然韩退之是否摇头摆腿而做的尚不可知。总之这用听旧戏法去赏鉴或写作文章的老毛病如不能断根去掉，对于八股宗的古文之迷恋不会改变，就是真正好古文的好处也不会了解的。我们现在作文总是先有什么意思要说，随后去找适当的字句用适当的次序写出来，这个办法似乎很简单，可是却不很容易，在古文中毒者便断乎来不成，此是偶成与赋得之异也。
—— 周作人《知堂书话》
09. 我对于韩退之整个的觉得不喜欢，器识文章都无可取，他可以算是古今读书人的模型，而中国的事情有许多却就坏在这班读书人手里。他们只会做文章，谈道统，虚骄顽固，而又鄙陋势利，虽然不能成大奸雄闹大乱子，而营营扰扰最是害事。讲到韩文我压根儿不能懂得他的好处。我其实是很虚心地在读“古文”，我自信如读到好古文，如左国司马以及庄子韩非诸家，也能懂得。
—— 周作人《知堂书话》
10. 诗当求真，阆仙推敲一事，须问其当时光景，是推便推，是敲便敲，奈何舍其真境而空摹一字，堕入做试帖行径。一句如此，其他诗不真可知，此贾诗所以不入上乘也。退之不能以此理告之，而谓敲字佳，误矣。我说窒碍，因为诗人有时单凭意境，未必真有这么一回事，所以要讲真假很不容易，我怕贾上人在驴背上的也就是这一种境界罢。
—— 周作人《知堂书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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