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烽火滹沱》的理性与温度（王文静）

理性与温度

——纪录片《烽火滹沱》的抗战讲述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纪录片《烽火滹沱》以华北地区石家庄的抗战岁月为时代背景，再现了从抗战爆发到新中国成立的近20年中，太行山下滹沱河畔的中华儿女在民族危亡之际，赤诚英勇、前仆后继、保家卫国的光辉历史，以充满理性和温度的讲述重温了那段伟大的征程。

　　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历史讲述。作为一部总长3集的纪录片，作品在整体构思上却并未停留于历史事实的简单铺陈连缀，也不满足于仅通过叙事技法的调度来激发爱国主义的情感共鸣，而是在《离乡》《亮剑》《家国》三个篇章中，把抗日救国的炽热同时置放于时间和空间构成的坐标系中，完成了“石家庄抗战”在地理文化和民族心理上的追溯与传承，为“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寻到了一条既融合了历史理性又具人文品格的情感线索，而这条线索也正是滹沱河千百年来奔涌不息的精神象征。

　　纵观《烽火滹沱》，在呈现中华民族以身许国、九死无悔的抗战共同记忆中，纪录片将生动朴实的民间视角作为叙事策略的首选，普通人的情感和日常生活成为了进入宏阔历史的微小切口。在第一集《离乡》中，年过九旬的老兵封清华回忆了当年参军后的往事，在随晋察冀军区四分区作战时，他始终带着母亲做的布鞋。硝烟四起的战争带来了随时降临的伤亡，而70多年过去了，让这位抗战老兵潸然泪下的却不仅仅是战争的惨烈，其中还饱含着“烽火连三月”的战争年代，一个青年对母亲和家乡的深深思念。这双在背包里背了整整3年的布鞋，不仅让错怪封清华拿了群众“针线”而眼含热泪的连长哽咽难言，同时也成为了片中以真挚情感来反衬灾难、控诉战争的典型意象。

　　在回顾惨绝人寰的藁城梅花镇惨案时，90岁的樊月香作为战争的幸存者和见证人，至今无法忘记的是8岁时亲眼目睹的“一看街里，满地的兵”“机关枪嘟嘟嘟，枪子儿嗖嗖”的恐怖与惊惧，是“有文化”“长得好”“开花店”的父亲惨死于日军屠刀下的痛彻心扉。在《亮剑》一集中，纪录片以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陈庄歼灭战、井陉煤矿破袭战为背景，把叙事焦点放到聂荣臻元帅战火中收养日本孤女美穗子的故事中，并将此情节与侵华日军烧杀抢掠亦不放过幼儿的罪行对比，表现了中华民族和燕赵大地的宽厚仁德，而其中人道主义闪耀的人性光辉也呼应滹沱河水的深沉回响。正如聂荣臻写给日军的信中所言：“我八路军本着国际主义之精神，至仁至义，有始有终。”

　　作品的民间视角着意突出人物的“普通人”身份和情感，其视角越是民间化、日常化，战争的灾难性和毁灭性就越强。《烽火滹沱》选取了老兵、亲历者、寻访者、守护者等不同人物的角度，并侧重挖掘普通人情感中平实感人的力量，在被反复书写的抗战史中找到了一种质朴细腻却同样坚韧的情怀。在坍圮残破的家园里，在血淋淋的惨烈屠杀中，无论是平山团“村村挂孝、户户致哀、兄死弟补、前仆后继”的悲壮，还是以八十一个“不知道”回答侵略者的八十一颗高贵的头颅；无论是裹着小脚却毅然背起伤员跑路的戎冠秀，还是连续激战十余个小时弹尽粮绝投崖自尽的“挂云山六壮士”……民间视角融合了英雄主义的光辉与中华民族朴素真实的情感，完成了二者在马克思主义人民史观和英雄史观上的过渡与重合，同时也以极具说服力的“史证”歌颂了燕赵大地“逢敌必亮剑”的无畏精神，生动地揭示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进步的推动者”这一历史规律。

　　《烽火滹沱》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创作特点是对“实证”和“见证”的巧妙处理。在历史纪录片的创作过程中，“实证”作为重要的“二重证据法”，主要以史料文献的结合表现历史真实，突出纪录片在内容方面的史料价值和研究意义，因此，为观众呈现“真”是历史纪录片的基本审美追求。在该片中，抗战时期拍摄的真实影像与来自中、日、美等国家的电文、信函、录音等文献资料，作为历史学研究角度的“第二重证据”，保证了石家庄抗战书写的客观真实和历史理性。

　　抗战爆发后，时年19岁的刘梦元因父母惨死于日军毒气下而坚决参军，《晋察冀画报》的摄影记者沙飞拍下了他选择人生道路的决绝时刻，使其成为了70年后与抗战老兵刘梦元的自述相互印证补充的重要资料。在表现抗战爆发数月后八路军开展“游击战”带来的战略转机时，纪录片选用了一段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的采访视频，通过被访者的系统研究，把当时中国共产党人“武器装备差却一直往上开”的民族血性和战术智慧展现得淋漓尽致。此外，片中还援引了他国的文献资料，最大限度地还原滹沱抗战的历史真实。在表现东北三省沦陷，华北成为日军猎食目标时，片中引用了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在《致关东军的秘密情报》中的原文：“帝国原料与市场问题之解决，实不能不注意易于进攻的中国华北。华北，诚我帝国之最好新殖民地。”同样，在纪录河北正定高平村这个直至日军投降也未被占领过的村庄时，片中以日本防卫厅编纂的《华北治安战》中的描述印证了地道战的效果：“部队在行动中，经常受到来自住房的窗口、墙上、丘陵树林中的突然射击。偶尔发现敌人，紧追过去，却无影无踪，以后得知他们挖有地道。”

　　如果说“实证”是从真实性层面来体现历史纪录片的伦理价值，那么“见证”则为史诗的讲述提供了温度。尽管《烽火滹沱》并不像同为抗战题材纪录片的《我的抗战》一样，以口述史为主要呈现方式，但作为历史学研究“第三重证据”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人见证与口述史料也成为了《烽火滹沱》艺术感染力的重要来源。除了见证过残酷战争的封清华、樊月香等老兵和亲历者的口述外，纪录片还从周保全的女儿周平、摄影师李君放、聂荣臻指挥部旧址纪念馆馆长李化璟、为烈士寻亲的高文元等人的视角，把70年的时间距离进行并置和对比，在战争与和平的互文语境中完成了当代人对历史的口述和见证。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口述仍然发生在滹沱河畔，这样的见证成为一种滹沱精神的传递和继承，与70年前手无寸铁、顽强抗敌的壮怀激烈遥相呼应，成为母亲河赋予石家庄人最为深沉凝重的民族使命。对曾任高平村民兵队长的抗战老兵周平而言，父亲晚年时总在“枕头底下放一把小刀子”的生活习惯，比任何语言都更加深刻地勾勒出了战争给人留下的烙印伤痕；而抗战老兵的后代、多年来为老兵拍照片的摄影师李君放，则在200多个老兵的暮年影像中完成了其对滹沱河红色记忆的集结。李君放的三爷爷、五爷爷都是抗战老兵，而他所拍的这些照片又再一次成为了传承精神的信物，无声地承担起了讲述历史的使命；已经86岁高龄的李化璟，退休后主动在聂荣臻指挥部旧址纪念馆看护讲解，支持他十数年如一日的力量正是对滹沱英雄精神的敬畏和守护。

　　应该说，《烽火滹沱》的艺术呈现见人见事、点面互彰，既尊重了历史真实的法则，又没有局限于史料的单一。在滹沱河的抗战记忆中，浓郁的地域色彩和基于地域文化的家乡情怀与爱国精神成为贯穿全片的精神线索，而历史实证与见证的均衡又促成了本片历史性和艺术性的有机结合。母亲河宏阔温润、坚韧不拔，把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从战火纷飞的年代一直延续到和平幸福的当下，也必将传承给充满希望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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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王文静，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石家庄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