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我每天醒在鸟声里。我从梦里就听到鸟叫，直到我醒来。我听得出几种极熟悉的叫声，那是每天都叫的，似乎每天都在那个固定的枝头。
—— 汪曾祺《汪曾祺散文》
02. 每当家像一个概念一样浮现于我的记忆之上，它的颜色是深沉的。
—— 汪曾祺《汪曾祺散文》
03. 我初学写小说时喜欢把人物的对话写得很漂亮，有诗意，有哲理，有时甚至很“玄”。沈从文先生对我说：“你这是两个聪明的脑壳打架！”他的意思是说着不像真人说的话。托尔斯泰说过：“人是不能用警句交谈的。”
—— 汪曾祺《汪曾祺散文》
04. 祖父年轻时建造的几进，是灰青色与褐色的。我自小养育于这种安定与寂寞里。报春花开放在这种背景前是好的。它不至被晒得那么多粉。固然报春花在我们那儿很少见，也许没有，不像昆明。
—— 汪曾祺《汪曾祺散文》
05. 打开旧卷，一片虞美人的轻瓣静睡在书页上。旧日的娇红已成了做些甚么呢？凝血的暗紫，边沿更镌了一圈恹恹的深黑。不想打开锈锢的记忆的键掘出葬了的断梦，遂又悄然掩起。
—— 《汪曾祺散文》
06. 一个黑点，划成一道弧线，投向纸窗，“嗡”，是一只失路的蜜蜂。也许正倦怀于一支尚未萎落的残蕊，匆忙的小小的身躯撞去。习于播散温存的触须已经损折了，仍不肯终止这痴愚的试验，一次，两次，…“可怜虫亦可以休矣！”不耐烦替它计较了。
—— 《汪曾祺散文》
07. 道德是一个历史范畴的概念。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去简单否定昨天的道德观。评判它时，需有时间和空间观念。而且应当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使在同一时间里，在不同空间（特殊环境中），旧的道德观仍然是人类优秀品质喝良知的提现。
—— 《汪曾祺散文》
08. 我以为语言具有内容性。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外部的，不只是形式、是技巧。探索一个作者的气质、他的思想（他的生活态度，不是理念）。必须由语言入手，并始终浸在作者的语言里。语言具有文化性。作品的语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养。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句子，而在句与句之间的关系。包世成论王羲之字，看来参差不齐，但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有关。好的语言正当如此。语言像树，枝干内部汁液流转，一枝摇，百枝摇。语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一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 汪曾祺《汪曾祺散文》
09. 图书馆的管理员是一个妙人。他没有准确的上下班时间。有时我们去得早了，他还没有来，门没有开，我们就在外面等着。他来了，谁也不理，开了门，走进阅览室，把壁上一个不走的挂钟的时针“喀拉拉”一拨，拨到八点，这就上班了，开始借书。这个图书馆的藏书室在楼上。楼板上挖出一个长方形的洞，从洞里用绳子吊下一个长方形的木盘。借书人开好借书单――管理员把借书单叫做“飞子”，昆明人把一切不大的纸片都叫做“飞子”，买米的发票、包裹单、汽车票，都叫做“飞子”，――这位管理员看一看，放在木盘里，一拽旁边的铃铛，“当啷啷”，木盘就从洞里吊上去了。――上面大概有个滑车。不一会，上面拽一下铃铛，木盘又系了下来，你要的书来了。
—— 汪曾祺《汪曾祺散文》
10. 她问了我一些问题。其中一个是，为什么我的小说里总有水？即使没有水，也有水的感觉”
—— 汪曾祺《汪曾祺散文》
11. 1948年3月，香港出了一本《大众文艺丛刊》，撰稿人为党内外的理论家。其中有一篇郭沫若写的《斥反动文艺》，文中说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这对沈先生是致命的一击。可以说，是郭沫若的这篇文章，把沈从文从一个作家骂成了一个文物研究者。事隔30年，沈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却由前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写了序。人事变幻，云水悠悠，逝者如斯，谁能逆料？这也是历史。”
—— 汪曾祺《汪曾祺散文》
12. 国子监，现在已经作为首都图书馆的馆址了。首都图书馆的老底子是头发胡同的北京市图书馆，即原先的通俗图书馆--由于鲁迅先生的倡议而成立，鲁迅先生曾经襄赞其事，并捐赠过书籍的图书馆；前曾移到天坛，因为天坛地点逼仄，又挪到这里了。首都图书馆藏书除原头发胡同的和建国后新买的以外，主要为原来孔德学校和法文图书馆的藏书。就中最具特色，在国内搜藏较富的，是鼓词俗曲。
—— 汪曾祺《汪曾祺散文》
13. 新校舍大门东边的围墙是“民主墙”。墙上贴满了各色各样的壁报，左、中、右都有。有时也有激烈的论战。有一次三青团办的壁报有一篇宣传国民党观点的文章，另一张群社编的壁报上很快就贴出一篇反驳的文章，批评三青团壁报上的文章是“咬着尾巴兜圈子”。这批评很尖刻，也很形象。“咬着尾巴兜圈子”是狗。
—— 汪曾祺《汪曾祺散文》
14. 国子监，就是从前的大学。
—— 汪曾祺《汪曾祺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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