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妈妈！》：爱之光辉照耀下的生命赞歌

杨荔钠导演对老年人生活和女性题材情有独钟，她的纪录片《老头》和《老安》呈现了退休老人们真实的生活状态，剧情片《春梦》《春潮》聚焦于女性情感与内心世界。日前上映的电影《妈妈！》中，杨荔钠则将上述两类题材组合到一起，通过讲述母女两位老年知识分子相互关爱、相濡以沫的故事，以“爱”的伟大力量，奏响了一曲生命坚强、优雅的赞歌。

影片《妈妈！》采取“生活流”叙事手法，在琐细的、碎片化的日常点滴中，展示出一个个温暖的瞬间，塑造出性格迥异的母女形象。片中85岁的母亲蒋玉芝有着颇高的文学修养，出口成章，能大段背诵经典诗歌。她感性、倔强、执拗，又有几分调皮的可爱。65岁的女儿冯济真则有着理工科的知识背景，聪慧机敏，心思细密，逻辑性强，性格孤僻，不爱说话。不同的性格特征，使两人在生活中难免有些磕磕碰碰，但又在各自的强势和较真中，流露出家人间的关爱。女儿得知自己患上阿尔兹海默症后，想提前安顿好母亲的一切。母亲知道真相之后，母爱的天性被再次唤醒，毅然决然地承担起照顾女儿的重任。母女关系也从原来的紧张、隔阂，走向了和解、包容。

《妈妈！》真切地再现了阿尔兹海默症的失忆症状，并从人物的主观视角，呈现了冯济真的种种幻觉。例如，她看到已故父亲给学生讲授考古知识，或是站在家中的院子里；她幻想自己躺在湖中的一条小船上里，湖面上飘散着被水浸湿的写满字迹的纸张。这些幻觉，是冯济真记忆碎片和内心深处潜意识的折射，与影片后面部分讲述父亲之死相关联，既反映出她对父亲的深深愧疚和强烈的负罪感，也解释了冯济真为何过着苦行般的单身生活，执着于整理出版父亲的考古日记，并经常做义工、帮助有偷窃行为的问题女孩。某种程度上，她是在给自己年少无知时犯下的错误赎罪，以做善事的方式来进行自我救赎。由此，影片在现实故事的讲述层面之外，隐约延伸出一条指向历史的线索。冯济真的失忆与幻觉，构成了关于过往伤痛的“疾病隐喻”。而治愈伤痛的，正是影片着力弘扬的“爱”的力量。

《妈妈！》真诚地赞颂了母爱的伟大。“母性”和“女儿性”是女人的两种特质，这两种特质在母亲蒋玉芝身上均有体现。影片开始时，年逾八旬的蒋玉芝由女儿照料饮食起居，生活安逸且颇有情调。她像一个被宠着的小女孩，任着自己的性子，有时还撒撒娇，发点小脾气。对这样一位充满“女儿性”的老母亲，冯济真好气又好笑，也带着几分无奈。在日常琐事的摩擦碰撞中，母女关系一度紧张，发展到靠写纸条来交流。女儿患病后，蒋玉芝身上沉睡的“母性”被激发起来，她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坚强勇敢地面对坎坷，陪伴在女儿身边，共渡难关。蒋玉芝对女儿的爱，令她在人生的晚年阶段，重新焕发出生命的蓬勃活力，充分彰显出“为母则刚”的坚韧与顽强。

片中有很多母亲关爱女儿的细节：她耐心细致地照顾着生病的女儿，以年迈之躯做饭打扫，操持家务；她深夜追在奔跑的女儿身后，牵挂着她的安慰；她和医生一起编织善意的谎言，缓解女儿的病情；为维护女儿的尊严，她与年轻力壮的男子打斗……蒋玉芝就像一只张开翅膀的老鹰，拼尽全力保护小鹰不被伤害。正是母亲对女儿的关爱，慢慢化解了“父亲之死”这一横亘在母女之间的巨大隐痛。爱融化了女儿心中的冰山，疗愈了她的心灵创伤。

影片还委婉地表达了母爱的延续与传递。冯济真对女孩周夏的宽容和帮助，一方面固然是为了成全自己，另一方面也包含着对更年轻一代的慈爱与怜悯，闪耀着“母性之光”。数年后走上正道的周夏带着孩子回来，意味着母爱又延续到了下一代。冯济真对周夏的善举，某种意义上弥补了当年对父亲造成的伤害，使她深受梦魇折磨的内心获得了安慰与平静，她最终原宥了自己。

《妈妈！》同样表现了女儿对母亲的爱和关心。患病前，女儿照料着母亲的生活，体现出为人子女的孝道。患病初，女儿把自己银行账户的钱转到母亲名下，并联系好养老院。病情加重后，女儿虽然记不得妈妈是谁，但仍对她的悉心照顾深表谢意，并表达了对记忆中妈妈的爱戴，说她是最美的。这种母慈女孝的关系，给影片营造出温馨感人的氛围。

在“爱”的光辉照耀下，影片似乎有了一层滤镜，过滤和淡化了生活中艰辛、酸楚、沉重的部分，凸显生命美好的一面。例如母女俩手拉手在街头奔跑的身影，就是生命力张扬与欢愉的体现。影片结尾也非常含蓄，两人在涨潮的海滩上翩翩起舞的画面，把顽强生活的赞歌和体面谢幕的乐章交织在一起。

影片关于养老院的场景，触及到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某些镜头也呈现出老年人身体机能和记忆力衰退后的窘境，让观众联想到人类无法逃脱的终极命运——衰老和死亡。但影片没有停留在老年困境和人生苦痛上，而是用爱来加以超越，在爱的感召和延续中，笑对人生、向死而生，体现出创作者对人生终极问题的理解和回答。（作者：周仲谋，系兰州大学文艺评论中心执行主任、文学院副教授）